问题——如何为“被迫结婚”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出口 婚姻自由是民事主体的基本权利之一；但在现实生活中，少数当事人可能遭遇以暴力、威胁、控制人身自由或以隐私、名誉等要素施压的“逼婚”情形。此类婚姻表面完成登记，实质违背真实意思自治，既损害个体尊严，也埋下家庭矛盾与社会风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二条明确：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应当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当事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该期间为除斥期间，法律不适用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和延长规则。最高人民法院涉及的司法解释亦对“胁迫”的认定、期限计算等作出细化，为裁判尺度提供指引。 原因——为何将“起跑线”从登记日调整为“胁迫结束” 在早期制度安排中，撤销期限曾与结婚登记时间紧密关联。但实践表明，胁迫并不必然在登记后立刻消失，部分案件中控制、恐吓甚至非法拘禁可能持续较长时间。若仍以登记日为起算点，受害者在尚未脱离控制、难以及时求助之际，救济“窗口期”就可能被动流逝，形成权利落空的制度漏洞。
婚姻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任何形式的胁迫都应依法纠正；《民法典》对撤销婚姻制度的完善——回应了现实中的求助困境——也为建立平等、健康的婚姻关系提供了更可操作的法律路径。该调整不仅是规则层面的优化，也传递出清晰的价值导向：婚姻必须以真实意愿为基础，才能承载家庭稳定与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