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土地紧约束下的转型“卡脖子” 珠三角不少制造业城市，早期以村级工业园为载体的工业化路径，曾以“多点开花”的方式迅速做大产能、吸纳就业，但随着产业结构升级与安全环保标准提高，这种发展模式的弊端逐步显现：用地碎片化、开发强度无序抬升、低端产能挤占空间、污染与能耗压力加大，企业扩产和技术改造难以落地，传统优势产业面临“缺地、缺链、缺载体”的多重约束。中山一度淡出外界视野，折射的正是制造业城市在增量扩张趋缓后遭遇的共同课题：空间从“可供给”变为“强约束”，没有新的产业空间，就难以承接新项目、培育新集群，更难以推动城乡共同富裕。 原因——“村村点火”遗留的结构性矛盾集中爆发 造成困局的深层原因，一是土地权属与空间格局的历史成因。大量村级工业园由分散地块拼接而成，产权关系复杂，建设标准不一，难以形成连片开发与统一治理。二是产业层次偏低与安全环保欠账叠加。简易厂房和“小作坊”模式在成本上具有短期优势，却造成安全风险、污染排放与资源消耗高企，产业附加值难以提升。三是行政与市场资源碎片化。镇街之间各自为战，产业链协同不足，导致招商、供地、配套、服务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以中山黄圃镇大岑村为例，曾经锌铁棚扎堆、环境承载趋紧，传统家电企业转型升级面临用地瓶颈，工业产值与租金竞争力下滑，成为矛盾集中释放的缩影。 影响——用“空间再造”带动“产业重塑”与“城乡共富” 针对上述瓶颈，中山自2022年起在全市推进“工改”，以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为突破口，形成对产业、城市与民生的多重带动效应。 其一，空间效率提升，释放承载高质量项目的“硬条件”。通过拆除整理低效用地、建设更安全环保的现代化多层厂房，项目容积率提升至3.0以上，载体去化率超过八成，存量空间转化为可持续的增量动能。 其二，产业结构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新空间为本土企业增资扩产提供落点，也为招引新企业、新项目创造条件，推动更多企业进行设备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数据显示，中山规上企业数字化转型覆盖率提升至较高水平，产业升级从“点状突破”走向“面上推进”。 其三，集体经济与居民收入同步受益，城乡协调发展获得更坚实支撑。随着物业载体品质提升、租赁与经营收益改善，集体物业价值普遍增长，带动就业与税源回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并保持相对低位。空间治理带来的环境改善与公共服务补齐，也为宜居宜业奠定基础。 其四，区域协同与产业集群效应增强。中山通过连片整合形成千亩级、500亩级、百亩级项目体系，并推动跨镇街规划建设十大万亩级现代主题产业园，涵盖智能家电、健康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方向，推动产业从分散布局走向集群发展。以北部黄圃、南头、东凤跨镇街布局智能家电产业园为例，既服务本地链条升级，也增强与周边先进制造业高地的协同能力，为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奠定基础。 对策——以改革破题，形成可复制的“存量攻坚”路径 中山“工改”的关键在于并非简单“推倒重来”，而是以系统性改革实现“腾空间、换业态、提效益”。一上，坚持以规划引领和产业导向统筹存量空间，优先承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严控高污染、高能耗、低产出的项目回流。另一方面，通过提升建设标准、完善安全环保设施、推动园区化运营与服务配套，增强对优质企业的吸引力和黏性。再一方面，推动跨镇街资源整合，打破行政边界带来的分割，形成统一招商、统一配套、统一治理的产业生态，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此外，注重将集体经济壮大、就业提升、公共服务完善与产业发展联动起来，把“土地增值”转化为“民生增进”的可持续机制。 前景——从“腾挪空间”走向“系统竞争力”的新阶段 面向未来，中山“工改”仍需“量的扩张”之后更重“质的巩固”。一是加快形成以产业链为牵引的园区治理体系，推动龙头企业、关键零部件、研发设计与检验检测等环节集聚，提升产业韧性与抗风险能力。二是以绿色低碳为硬约束，推进园区能效提升、污染治理与循环利用，避免“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径依赖。三是完善与周边城市的协同机制，在产业分工、创新资源共享、标准互认与物流通道各上形成联动，以更高水平融入区域一体化。随着“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深化，中山以空间革命驱动产业升级、带动城乡协调的实践，有望在更多领域实现从“项目突破”到“制度成果”的转化。
中山"工改"的成功实践表明，传统制造业城市的转型升级并非必然衰落，而是需要找到符合自身发展阶段的正确路径。通过存量提质、空间革命、产业集聚等系统性改革，可以将曾经的发展瓶颈转化为新的竞争优势。该改革范本的推广意义在于，它为其他面临类似困境的城市提供了可操作、可复制、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也为全省推进"百千万工程"、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在新发展阶段，只有坚持向存量要效益、向改革要动力，才能真正激活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