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元代辽阳行省的学校管理，规矩可是相当严格，学生的户籍信息和学校招生紧紧绑在一起。那时候的学官们组成了一个特别的圈子，想要往上爬简直比登天还难。这些职位平时级别不高，手里的实权也不大，可在社会上大伙对他们都挺尊敬。想要当上重要的学官，比如提举，那必须得是学术、科举双优的儒生才行。而其他大部分学官虽然都占着全国儒户里的名额，却只能守着个小职位，想升官几乎没门。翻翻辽阳的碑文就能看出这制度的繁琐复杂。学司这种职务并不是随处都有，史料里记载得不多。至正四年的那块《重修贤像记》碑上，就有济州儒学学司冯诚的名字跟官员排在一起。还有儒生、礼生、执事生这些岗位都列出来了，这说明学司虽然是学校的管理人员，但并不属于正式的学官编制。 至正十三年的《济宁路重修文庙碑》里，又提到了济宁路的前学司柳元亮和班时中，这也能证实这个岗位通常是学官自己找来帮忙的属吏。至于生员的入学规定也很死硬，必须跟当时的户籍制度对上号。按规矩，只要家里是儒户的子弟到了上学的年纪就得进学堂；要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想凑热闹当个旁听生也没问题。这么一套办法既保证了儒学能普及开来，也让各地学校不愁没人来读书。 虽说朝廷没具体定下一个生员名额的标准，但学校的大小多少还是得看当地经济好不好、学校发展得咋样。学生们在生活上过得还挺自在，不仅能领一笔像奖学金似的廪给，还能免去不少差事劳役。除了种地缴税和做生意纳钱以外，杂七杂八的额外差事全都不用干。这样的政策让读书人能一门心思扑在书本上，不用再为了生计发愁。事实上进了官学的学生基本都能过上安稳日子，有些家里条件好的小伙子还能穿着皮袄出来听课呢。《送杨复吉之辽阳学正》这篇文章里就有描述学生们的衣服里多有狐皮狐毛这样的细节，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上享受到了不错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