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沙俄获准北京设立宗教据点；由于当时“俄罗斯”的译名尚未统一，清廷沿用元代的称谓“罗刹庙”来指代东正教堂。名称不一致，使早期外交沟通一度受阻。档案显示，彼得大帝时期俄方多次提出新建教堂的请求，直到1715年才确认当时的罗刹庙即为东正教活动场所。历史学者指出，早期布道团主要受三上制约：一是语言与文化隔阂，蒙古语译员对斯拉夫语系的理解存偏差；二是清廷对外教传播限制严格，乾隆朝《理藩院则例》明确规定“不准诱人入教”；三是俄方人员素质不一，首任大司祭伊腊离宛因酗酒去世，后续多批传教士也缺乏系统训练。至19世纪中叶，沙俄调整对华策略。第九届布道团（1840-1849）开始有计划地收集中国军政情报。故宫博物院现存档案显示，该团绘制的北京城防图精度明显高于同时期公开地图。1904年，东正教会以“南大院”名义扩建基地，对外以果园、牛奶厂等经营活动作掩护——实际充当情报中转站——这个运作方式一直延续到1956年产权移交。研究者认为，这一案例带来两上启示：其一，它呈现了清王朝对外往来中的文化防御机制，从建筑功能的转变可见传统宗藩体系与近代外交观念的摩擦；其二，它也揭示了殖民扩张背景下宗教机构被工具化的普遍现象，印度、波斯等地均有类似记录。如今，原罗刹庙所在区域已形成多元文化景观：苏联大使馆旧址被列入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南馆公园成为市民休闲空间，东江米巷奉献节教堂遗址设立了中俄文化交流纪念碑。
一座“罗刹庙”的兴衰与“南馆”地名的变迁，记录的不只是异域宗教在华的踪迹，也折射出国家治理在开放与安全之间反复权衡、不断校准的过程。把历史讲清楚，把遗存保护好，把经验真正用起来，才能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理解交流的价值，也看清风险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