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汪精卫以“曲线救国”为旗号，试图与日本达成某种妥协。当时，汪兆铭在南京建立的政权被称为汪政权，也称为汪精卫政权。这次谈判的地点是青岛，由西尾寿造领导的日本“中国派遣军”与影佐祯昭等人进行了密谈。日本人一开始并没有把汪精卫当回事，他们的态度非常强硬。影佐祯昭直接指出，汪精卫所期望的关税自主和军队指挥权都不会得到满足，日本人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彻底合作的政府。他向汪精卫传达了一个信息：要么服从命令，要么滚蛋。 汪精卫叛逃前，华北和华东地区的伪军数量很少，大多是地痞流氓。但随着他在南京建立政权，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到了1945年，原本穿皇协军狗皮的国民党正规军数量突破了百万大关。这些伪军被派去为日本人效力，负责守铁路、搞“清乡”和扫荡抗日根据地。他们不仅搜刮百姓的粮食，还得主动给日本人送更多粮食。这些行动被汪政府视为“曲线救国”，但实际上是在帮助日本侵略者。 日本方面对汪精卫政权的利用价值非常清楚。他们把这个政权当作工具来使用，让其做一些他们自己不方便直接做的事情。西尾寿造在密电中表示：“彼等可利用之价值，在于其可利用吾等之名义，从事吾等不便直接从事之工作。”这句话直白地表明了日本人对汪精卫的态度：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清道夫角色。 这种观点与现在某些人鼓吹的“理性务实”论调很相似。某些人总是夸大现实差距，制造绝望感，然后再包装妥协为“智慧”和“务实”。他们声称先脱掉裤子合作换取技术才能发展下去。这种论调与当年汪精卫所提出的“曲线救国”论如出一辙。 然而，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靠磕头换不来尊重和生路。真正的出路是那些用脊梁骨一寸寸顶出来的人。当年造大飞机团队和北斗卫星团队在困难重重中坚持下来就是最好的证明。 所以，下次再有人跟你兜售“灵活务实”的投降学时，不妨把汪副总裁的结局拍在他们脸上问一句：您这“曲线”，最后是通到南京伪政府大楼还是东京审判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