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到1936年，一批在国外积累财富的广东中山侨商回到上海，把他们在澳大利亚等地赚来的钱投入到大型零售行业。他们在南京路开办了先施、永安、新新、大新这四大百货公司。这四家公司的规模、经营方式以及商品展示方式，都开创了中国零售业的先河。它们不仅照搬了海外模式，还进行了本土化创新。永安公司定位高端，主推欧美精品，成了国际品牌试水中国市场的首选；先施公司则兼顾中外商品，积极采购国产绸缎和日用品；新新公司主张薄利多销，主动迎合普通市民的消费需求，推销大量物美价廉的国货和中档洋货。这种差异化经营策略既满足了上海市民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也悄悄改变了上海人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背后反映了广东商人注重实际、灵活应变的文化特点，还有一种将商业成功与社会需求相结合的经营哲学——既通过提供优质商品赢得信誉，又通过普及实用商品惠及大众。这个时候，“实业救国”思潮也开始流行起来，部分广东商人开始投资生产制造领域。他们想打破洋货垄断局面，创办民族工厂。比如光明制造水瓶电器有限公司生产的热水瓶，以及广东本地生产的煤油灯、火柴、牙刷、布匹和化妆品等日用工业品。这些商品因为贴近老百姓生活、价格便宜而大受欢迎。它们通过广东商人经营的百货公司和遍布上海的“京广杂货店”网络卖遍了上海乃至全国市场。这些商品虽然不一定全是中山生产的，却经常以“广货”之名在市场上出售。这个时期的“广货”已经不只是以前的海产和土特产了，更多是有现代工业特征的日用品。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了，机会也来了。最早来上海的中山人大多是从船员、糖商或者洋行雇员做起的。到了19世纪中后期，凭借着语言优势、对中外商业规则的初步了解以及同乡互助网络，中山籍买办群体迅速壮大起来。唐廷枢、徐润、郑观应这些人的名字不仅代表了个人财富积累得成功，更意味着他们在怡和、宝顺这些大公司中掌握了主导权。统计数据显示二十世纪初上海的粤籍买办中中山人占了很大比例。他们不仅给洋行做代理采购丝茶土产、推销西方工业品，还用赚来的钱和渠道自己开了丝栈、茶栈和商号。比如唐翘卿家族主导的华茶公司曾经在上海茶叶出口方面占有重要份额。 如果说做买办是中山商人融入上海经济的第一步，那么后来做百货业就是他们从贸易中介转向现代商业资本和都市消费文化塑造者的转型过程。中山位于珠江三角洲，靠近南海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培养了当地居民勇于冒险的精神和商业传统。 1936年这段时间不仅是商业成败史更是近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民间资本与商业网络寻求适应与创新的顽强历程。这段历史不仅关乎买卖交易更是近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民间资本与商业网络寻求适应与创新的顽强轨迹。纵观近代上海商业史，中山籍商人群体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们从沟通中外的买办变成引领潮流的现代百货业巨子再到民族实业发展的推动者和市场开拓者一步一步影响着上海贸易结构零售业态和商品消费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