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汽车专家杜登霍夫呼吁欧洲借鉴中国经验 深化中欧汽车产业合作

问题——近期,中欧围绕电动汽车贸易摩擦出现缓和迹象。

中方主管部门与欧方机构同步发布进展,欧方推出关于价格承诺申请的操作指引,为企业依法合规提交承诺提供路径。

业界普遍认为,这一安排有望降低不确定性,避免摩擦升级对产业与消费者预期造成冲击。

在全球汽车产业加速电动化、智能化的背景下,中欧在市场、技术、规则等方面的互动被视为影响未来产业格局的重要变量。

原因——首先,价格与成本结构差异是争议焦点之一。

相关研究人士指出,中国电动汽车在欧洲终端售价普遍高于国内市场水平,除产品配置、税费结构差异外,还与进入新市场的营销、渠道和服务体系建设成本偏高有关。

将价格差异简单归因于“倾销”,忽视了企业在欧洲建立品牌认知、售后网络和合规体系的现实投入,也容易将经济问题政治化。

其次,欧洲电动化转型存在政策摇摆。

欧盟围绕2035年新车零排放目标的讨论反复,叠加部分政界对电动汽车的质疑,容易让企业投资决策与消费者购车预期陷入观望。

再次,外部因素加大欧洲战略焦虑。

美国对欧经贸政策频现不确定性,关税威胁与产业补贴竞争交织,使欧洲在产业安全与开放合作之间面临更复杂的平衡。

影响——从短期看,争端缓和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推动企业恢复正常贸易与投资安排,减少因政策不明导致的供应链波动。

市场研究机构初步数据显示,中国车企在欧洲销量持续攀升,反映出欧洲消费者对多样化产品与更高性价比方案的现实需求。

若摩擦“硬着陆”,不仅会推高终端价格,也可能拖累欧洲新能源车普及速度与减排进程。

从中长期看,中欧在电池、智能化零部件等环节的互补性突出。

欧洲在电池产业链等领域起步较晚,若能够在规则框架下同中方企业开展合规合作,将有助于提升本土制造能力与供应链韧性;反之,若以壁垒替代合作,可能导致创新扩散受阻、产业升级成本上升,并进一步拉大与全球领先者之间的差距。

对策——多位业内人士建议,中欧应以务实态度推动对话机制常态化,将争议纳入可预期、可执行的制度框架,避免情绪化与标签化叙事左右政策。

其一,推进价格承诺等技术性安排的透明实施,明确企业合规边界与审查流程,减少政策不确定性对投资的扰动。

其二,强化产业链协同,聚焦电池、充电设施、车载电子、智能驾驶传感器等关键环节,通过合资合作、联合研发、标准对接等方式提升互信与效率。

其三,欧洲内部需保持产业政策稳定性,围绕减排目标、技术路线与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更清晰的中长期规划,避免频繁调整导致市场预期失真。

其四,在应对外部经贸不确定性方面,欧洲可通过多边框架与伙伴协作分散风险,同时坚持开放原则,防止将正常经贸往来泛安全化。

前景——从全球趋势看,电动化已成为汽车产业主航道,智能化与软件定义汽车加速重塑竞争规则。

中欧若能在竞争中保持合作,在规则协商、供应链协作与技术创新上形成更强合力,不仅有利于降低转型成本、加快减排进程,也有助于稳定全球汽车产业链与贸易秩序。

对于欧洲而言,以更开放、理性的方式看待中国企业的市场参与,既是维护消费者利益与产业活力的现实选择,也是增强自身战略自主的重要路径。

对于中方企业而言,在欧洲市场持续提升合规经营能力、完善本地化服务网络、加强沟通解释,同样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当前,全球汽车产业正处于深刻变革的关键时期。

中欧电动汽车案的妥善解决,为两大经济体的产业合作打开了新的局面。

杜登霍夫的观点提醒我们,产业竞争的本质是战略定力的竞争。

欧洲要在电动汽车时代保持领先地位,既需要向中国学习战略执行的坚定性,也需要在开放合作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中欧汽车产业的未来,取决于双方能否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实现更深层次的技术融合与产业协作。

这不仅关乎两地产业的发展前景,更关乎全球汽车产业的绿色转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