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1年，《孟子》终于被正式纳入科举考试内容；到了1083年，这位思想家被追封为“邹国公”，随后更是位列孔庙，接受后人供奉。南宋大儒朱熹更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其地位甚至超过了传统的“五经”。这一系列的“官方加冕”，让孟子的思想从此成为了读书人必须熟读、考试必考的核心内容。 对于孟子而言，教育贡献或许可以从两方面谈起：一是他首创了“易子而教”的方法。因为父亲往往容易溺爱孩子，让别的老师来从严管教既能纠正毛病又不伤亲情；二是他坚持“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资质和个性设定不同的学习目标。乐正子、公孙丑和万章等弟子后来都把这一理念发扬光大。作为中国古代散文的典范，《孟子》七篇以其气势磅礴、逻辑严密的特点影响了无数后来的文人。 时至今日，我们再看孟子的思想仍能从中得到三重启示：第一，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得人心。孟子主张以德服人而非依靠武力征服或利益诱惑；在全球化的今天，这就意味着要想赢得国际合作与国内认同，最好的办法就是践行“德治”。第二，民生始终是最大的政治正确。所谓“省刑罚，薄税敛”、“制民之产”，放到现代就是要减轻企业负担、增加民生投入、缩小贫富差距；谁能先做到这些，谁就能赢得未来的发展主动权。第三，价值观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所谓“舍生取义”、“浩然之气”，绝非是空洞的口号；它们是面对职场竞争和算法诱惑时仍能守住底线的精神坐标；学校、家庭与社会三方必须齐心协力，才能让年轻一代在价值多元的世界中不迷失方向。 穿越两千年的时空迷雾，从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到晚年返回邹国著书立说；从提出性善论到宣扬民贵君轻；从主张舍生取义到革新教育方法；孟子的思想依然熠熠生辉。它深刻地提醒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兵强马壮而是赢得人心；真正的稳定不是高压统治而是人民拥护；真正的文明不是征服世界而是世界愿意与你同行。读懂孟子，就是读懂如何把“仁政”翻译成当代治理智慧；传承孟子，就是传承一份对天下苍生的责任与担当。 孟子大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他是战国时期最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与孔子并称“孔孟”，被后世尊为“亚圣”。元朝政府追封他为“亚圣”，韩愈更把他的思想列为先秦儒家“道统”的嫡传。这位思想家在45岁之前带着弟子周游齐、宋、滕、魏、鲁等国长达二十多年之久。他第一次来到齐国时就直言“仁政无敌”，可因为不得志连齐威王送的“兼金一百镒”都没要便离开了齐国。此后他又相继游历了宋、滕、魏等国但屡屡碰壁却始终不改初心。 孟子提出的最振聋发聩的命题莫过于“民贵君轻”。他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土地广而人民寡有什么好处？”在他看来暴政必然亡国而仁政才能无敌；争取民心就是争取天下。这个思想虽然属于封建士大夫的理想国概念却首次把“民”抬到了与君主并列甚至高于君主的地位成为后世民主思潮的古老注脚。 孟子还主张“性善论”，认为人生来就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品德。他强调“反省内求”，如果任其发展就会丧失善端；如果加以扩充就可以成为圣贤。正因相信“人人可为尧舜”，他才呼吁统治者推行仁政实施王道来唤起万民对天下的共同担当。 孟子用“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句话为后世树立起了人格独立的坐标。面对生死利害诱惑人应坚守内心准则；这一命题穿越了两千年的时光依然在提醒我们底线与尊严从何而来。 六旬之后的孟子回到了家乡邹国（今山东邹城东南）便不再外出游历而是埋头著书立说。他和万章等人一起整理《诗》《书》阐发孔子思想最终写成了《孟子》七篇十四卷。书中《鱼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篇章被历代选入中小学教材至今仍滋养着无数后来者。 在滕国时农家许行主张“君民并耕”反对剥削，孟子抓住其否定社会分工的弱点提出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理论并用“物之不齐”来论证阶级存在的合理性从而在理论上击败了对手。梁惠王后元十五年（公元前320年）五十三岁的孟子再次进入魏国。惠王开门见山问道：“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难道是为了给我的国家带来利益吗？”孟子回答：“大王何必谈利益只要讲仁义就行了。”他反对君主言利主张以仁义服人但惠王想听的是速胜之策而孟子谈的却是王道远景最终被视为迂阔。 齐宣王二年（公元前318年）孟子第二次来到齐国受到礼遇。宣王想学齐桓晋文称霸却被劝诫说“保民而王”强调要“制民之产”“省刑罚薄税敛”。尽管他获得了尊重但这些主张并未被付诸实践最终看透了宣王只想借其声望博名的意图后便离开了齐国回到了鲁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