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传统增长逻辑面临约束，转型任务更趋紧迫。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我国经济运行的关键变量正变化：不少领域供给能力明显增强，市场竞争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有效需求对经济循环的牵引作用更加突出。——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重构，使过去较为依赖外需和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压力增大。如何在复杂形势下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增强增长韧性，关键在于加快形成以内需为主导的增长框架，并通过消费升级和创新驱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 原因——阶段性矛盾变化与国际环境演变共同推动模式转换。从国内看，经过多年较快发展，我国生产体系完备、产业配套能力强，但需求结构、收入分配、消费供给匹配度等仍有提升空间；一些行业同质化竞争、低效扩张，拉低了资源配置效率，也影响居民消费意愿。从国际看，全球化红利边际递减，外需波动对开放型经济大省传导更快、更直接。主要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普遍经历从外需依赖转向内需驱动的阶段转换，这是大国经济走向成熟的共同规律。顺应该规律，推动“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既是应对外部冲击的现实选择，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影响——经济大省既是“稳定器”，也是“试验田”。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经济大省体量大、产业体系全、市场活跃，对全国经济增长贡献度高，稳住经济大省就稳住了全国经济基本盘。但同时，经济大省更深度嵌入国际分工体系，受外部需求与规则变化影响更早、更深；部分地区在传统产业路径上形成惯性，投资拉动、出口依赖的边际效应下降，转型压力更集中。因此，经济大省在新发展模式构建中既要“挑大梁”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也要“蹚新路”，在制度创新、产业升级、消费培育等率先突破，为全国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对策——围绕“畅通循环、释放需求、培育动能”系统发力。 一是以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牵引，打通内需循环的堵点卡点。内需主导首先要求市场更统一、更开放、更高效。要着力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推动市场准入规则统一规范，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顺畅流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加强跨区域监管协同，完善公平竞争制度，依法治理恶性“内卷式”竞争，稳定企业预期，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经济大省应发挥市场规模大、产业配套强的优势，更好承接全国要素集聚与优化配置，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协作水平。 二是把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关键抓手，推动供给与需求更高水平适配。消费拉动不仅在于扩大总量，更在于优化结构、提升质量。经济大省要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预期、丰富优质供给上下功夫：一上，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减轻居民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上的后顾之忧，释放服务型消费潜力；另一方面，推动传统消费提质升级与新型消费培育并举，支持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增长点，促进消费场景创新与业态融合。更重要的是，引导企业根据国内需求变化加快产品和服务升级，让“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循环更顺畅。 三是以创新驱动夯实内生增长底座，培育长期竞争优势。内生增长的关键于依靠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和制度创新形成持续动力。经济大省应在提升原创性、引领性科技供给能力上走在前：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形成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时，完善激励机制与要素保障，优化金融支持创新的制度安排，提升对“硬科技”和先进制造的长期资本供给能力，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模式创新。 四是以更高水平开放服务国内大循环，在双循环中增强韧性。内需主导不等于减少开放。经济大省要更好统筹开放与安全，提升外贸结构和外资质量，推动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链攀升”，在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制度型开放、现代服务业开放等上探索新路径。通过提升供应链韧性、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扩大优质服务进口等举措，实现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 前景——经济大省率先转型，有望带动全国形成更可持续的增长框架。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进、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创新动能加快积聚，“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将为我国经济提供更稳定、更可预期的中长期支撑。经济大省若能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提升供给质量、优化收入分配与公共服务、推动科技与产业融合上率先取得实质进展，将带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在更大范围内高效协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和实践样本，为高质量发展拓展空间。
从外需驱动转向内需主导、从投资扩张转向消费拉动、从要素投入转向内生增长，是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关口。经济大省既是稳住大盘的关键力量，也是破题探路的先行区域。以更大力度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以更有针对性的举措激活消费潜能，以更扎实的投入培育创新动能，才能在复杂环境中塑造新优势，为全国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