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9月，台北荣民总医院对外宣布蒋纬国病逝后，其遗留的财务状况引发外界关注。经查证，这位生前拥有陆军上将军衔的蒋家成员——身后债务明显高于个人资产——形成鲜明对比。债务构成显示，医疗支出是主要来源。自1980年代罹患肾病后，蒋纬国长期需要每周三次血液透析，二十年间医疗费用累计达千万新台币。有关医院财务资料显示，其最后三年住院期间的特需病房、专属医护团队等开支仍有欠款未结。另一项重要债务来自人际担保。台北地方法院1998年公示文件显示，蒋纬国曾为七名旧部属的商业贷款提供连带担保，后因债务人破产而需承担清偿责任。其生前秘书回忆，蒋纬国行事带有典型“老派军人”作风，对战友的请托多半不愿拒绝。不容忽视的是，清点遗物时发现的一份1991年汇款凭证显示，华东水灾期间，蒋纬国曾通过第三方渠道向大陆灾区捐款，折合约200万新台币。这个举动与其公开政治立场之间体现为微妙张力；其书房内收藏的浙江奉化乡土标本，也一定程度上显示其复杂的身份认同。历史学者指出，蒋纬国的经济困境带有明显时代特征。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人物，他一上承受家族政治带来的身份压力，另一方面也受限于军政体系的待遇与制度边界。台湾政治大学档案显示，蒋纬国虽保有高阶军衔，但自1964年“湖口事件”后实际处境趋于边缘化，固定收入难以覆盖长期医疗与相关支出。关于债务处理，宋美龄最终协调孔祥熙家族资金完成主要清偿。法律界人士表示，类似的历史遗留问题在岛内并非个案，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特殊时期军政人员保障制度的不足。近年来，随着两岸学术交流深化，学界对相关历史人物的讨论更趋实证与多元，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公众既有认知。
蒋纬国身后账目体现为的反差，表面上是个人财务问题的延续，背后则牵连医疗负担、法律责任与社会期待交织下的处境。与其停留在猎奇式解读，不如把它视为一则提醒：通过更周全的制度设计与更清晰的规则，让风险更可预期、责任更可界定，使个人在疾病与义务面前少一些被动，让“体面”更多来自制度保障与公开透明，而不是透支与隐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