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的战略转移中，中央红军于1935年1月初突破乌江天险，首次进入黔北重镇遵义。这支在湘江战役中减员过半的部队得以在此休整12天。军事史专家指出，这段时间虽短，却涵盖三层意义：在战术层面补充兵力、整顿给养；在战役层面调整指挥体系；在战略层面通过遵义会议确立新的领导核心。红军总政治部进驻当日即颁布《关于进入城市执行政策的规定》，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更树立人民军队形象。据遵义地方志记载，部队组织“没收委员会”，将收缴的90余万斤粮食、500余担食盐分给贫苦群众，并废除军阀统治时期的37种苛捐杂税。“打土豪、分浮财”的政策实践，使当地群众在经济改善的同时，也第一次更直观地感受到政治权利的变化。 1月12日成立的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为长征途中地方政权建设的重要实践。该政权下设武装、财政、文化等8个部门，吸纳鞋匠、木匠等手工业者参与管理。在红军支持下，当地建立23个基层农会组织，发展赤卫队员800余人。党史研究者认为，这种“军民共建”的方式既保障了红军的补给与兵员来源，也在西南腹地留下了持续影响。 军民协作在四渡赤水战役期间表现得更为突出。据《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记载，黔北群众为部队搭建浮桥，提供门板1300余块，3000多名向导协助部队迂回机动；在二郎滩渡口，当地船工连续摆渡三天三夜，保障红军主力顺利转移。正是这种紧密联系，使红军在敌军围追堵截下仍能保持机动优势。 社会学者分析认为，红军在遵义形成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通过万人大会宣讲、识字班教学等形式，把革命主张与群众的现实关切联系起来。据统计，仅遵义县就有4000余名青年加入红军，其中包括后来担任武警部队首任司令员的李光等代表人物。
遵义之于长征——不只是地理上的节点——也是历史进程中的关键坐标；十二天的驻留与随后近三个月的转战，体现为一支队伍在困境中整顿重塑、在转折处凝聚力量的过程。历史反复证明，最深厚的力量来自人民，最可靠的支撑源于同心。把群众放在心里，把纪律落到实处，把责任扛在肩上，才能在艰难行进中走得更稳、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