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基层治理面临一个突出难题。贵州省政协近期调研发现，群众办理行政事务时频繁遭遇"证明闭环"——职能部门要求的某些证明材料既不在政务服务负面清单内，又超出社区开具权限，最终形成"部门要证明、基层无权开、群众跑断腿"的恶性循环。 该现象背后有多重原因。2018年实施的基层减负负面清单制度未能动态更新，部分职能部门仍沿用旧的审批要求，导致制度规范与实际操作脱节。一些部门将本应自身承担的核查职责下压至社区，通过增设证明要件来转移履职风险。更值得关注的是，少数干部将"精简形式"曲解为"缩减服务"，反而加重了群众办事负担。 这种机制梗阻已产生实际影响。2023年贵州省政务服务投诉中，"重复证明""循环证明"类问题占比达34%，较上年上升7个百分点。基层干部陷入"开证明违反规定、不开证明遭投诉"的两难境地，平均每周需处理8.3件类似争议，严重挤占民生服务时间。长此以往，不仅消解"放管服"改革成效，更可能损害政府公信力。 针对这一问题，何兵委员提出了系统性方案：在省级层面建立负面清单动态协调机制，由政务服务中心对职能部门审批要件进行合规性审查，确保清单外无证明；严格执行乡镇履职事项准入制度，通过立法明确社区工作边界；改革考核体系，将群众满意度权重提升至60%以上，合并同类督查事项压缩考核频次50%；在司法领域完善救济机制，对主动履行判决的当事人给予诉讼费减免等激励。 观察人士指出，这些建议涵盖基层治理的三个关键环节：前端建立统一的规则体系、中端厘清权责对等的履职边界、后端构建结果导向的考评机制。贵州省政务服务中心表示拟于三季度开展试点工作，重点打通民政、公安等12个高频事项的数据壁垒。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专家认为，此举有望形成可复制的"制度-技术-文化"三维改革模式，为全国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新范式。
基层减负的目的不是削弱服务，而是让服务更精准、更高效。打通负面清单与部门要求之间的堵点，既需要清单管理的刚性约束，也需要考核导向的系统校正；既要减少不必要的证明材料，也要在司法与治理层面激励守法履约行为。让群众办事少一些"卡壳"，让基层干部少一些"内耗"，才能把便民利民的承诺转化为实际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