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出现的“自行车迎亲”“公交车嫁娶”等新式婚礼受到广泛关注。不同于传统车队迎亲的排场，这类做法以简朴有序、低碳便民为特点，既保留必要仪式感，也明显降低婚嫁支出与社会成本，成为基层推进文明建设、倡导新风尚的一次集中呈现。透过该现象可以看到，移风易俗正在从“倡导性口号”走向“可复制的生活方式”，但也仍面临观念惯性、利益牵连和治理短板等现实考验。 一、问题：新风可感可见，陋习仍有反弹空间 近年来，各地围绕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喜事廉办持续探索，遏制铺张浪费、盲目攀比等现象取得一定成效。然而在一些农村地区，受“面子”观念与从众心理影响，高额彩礼、人情礼金、宴席规模等仍被视为“硬指标”。“娶不起”的彩礼、“还不起”的礼金、“耗不起”的操办等问题在部分地方不同程度存在，既加重家庭负担，也容易诱发家庭矛盾、债务风险和社会焦虑。 更需警惕的是，部分陈规陋习正在以新的形态回潮。例如，个别地方宗祠建设被异化为炫耀攀比的工具；一些低俗表演借“民俗”之名登场，挤压健康文化空间、扰乱乡村文化生态。表面上看是“热闹”，实则侵蚀价值导向与公共秩序。 二、原因：观念转换滞后与约束不足叠加 其一，社会心理因素仍较突出。婚丧嫁娶往往被视作家庭与宗族的“公共事件”，容易被“面子逻辑”绑架。一旦形成“别人办得大、我也不能差”的竞争链条，个体即便明知不合理，也难以“单独退出”，从而导致攀比加码。 其二，经济与结构因素交织。在人口流动加快、婚恋市场竞争加剧背景下，部分家庭将彩礼与“保障”挂钩，甚至将其作为衡量诚意与地位的符号；而在人情往来密集的乡村社会中，礼金被异化为“长期账本”，形成难以割裂的“人情债”。 其三，基层治理存在薄弱环节。一些地方倡导多、硬约束少，村规民约“写在纸上”，执行却缺乏可操作细则与监督机制；红白理事会等组织作用发挥不均衡，遇到亲缘压力、舆论压力时缺少刚性支撑。观念引导不持续、制度约束不稳定，导致治理效果易被“热闹”与“惯例”抵消。 三、影响：减负增效与价值重塑并行，治理成本也需正视 “自行车迎亲”等简约婚礼走红，带来的直接效应是成本下降、秩序更优、社会氛围更清朗。对家庭而言，婚礼回归情感本质，减少负债与透支；对社会而言，可减少因攀比造成的资源浪费与纠纷隐患；对乡村文明而言，有利于形成崇尚节俭、反对铺张的共同价值。 但如果陋习反弹或变异扩散，也会带来多重负面影响：一是推高家庭支出、放大贫富差距感；二是可能诱发因彩礼、礼金引发的纠纷乃至治安问题；三是挤压乡村文化建设空间，导致不良文化以“传统”名义传播；四是削弱基层治理公信力，形成“说了不算、管不住”的治理困境。 四、对策：党建引领、制度治理与文化培育协同发力 破解移风易俗难题，关键在于把“倡导”转化为“规则”，把“个体选择”变成“群体共识”，并通过制度安排降低“先行者成本”。 首先，强化党建引领，发挥党员干部示范效应。党员干部既要带头执行婚丧简办要求，也要在走村入户、面对面沟通中讲清道理、算清账本，以真实可见的示范行为带动群众“敢简办、愿简办”。对基层而言，示范不是“做给人看”，而是用可操作的标准让群众有章可循。 其次，完善村规民约与自治组织，拧紧制度“硬开关”。因地制宜细化彩礼限额、宴席桌数、礼金上限等可执行条款，并通过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形成公开透明的议定程序和监督机制。对偏离约定、造成负面影响的行为，可探索建立约束与惩戒措施；对践行新风、带动明显的家庭，可通过积分激励、典型宣传等方式给予正向鼓励，形成“守约有利、违规有责”的稳定预期。 再次，用典型引领与文化供给培育新风土壤。选树文明家庭、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以群众听得懂、看得见的方式讲述“简办不失礼、节俭更体面”的价值逻辑。同时，加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支持健康向上的文艺活动、民俗活动规范化开展，挤压低俗表演与迷信活动的空间，让乡村文化生态更清朗、更有温度。 此外，应加强跨区域联动与重点整治。婚俗陋习在省际毗邻地区容易相互影响，需在标准衔接、联合宣传、联动治理上形成合力，避免“此地限、彼地涨”的外溢效应。围绕高额彩礼、封建迷信等突出问题开展常态化治理，做到发现一起、纠正一起、教育一片。 五、前景：在制度化与常态化中形成可持续的新风尚 移风易俗触及的是长期形成的社会习惯与利益链条，难以一蹴而就。随着涉及的政策持续推动、基层治理能力提升以及群众对“过日子”理性需求增强，简约适度的婚丧礼俗有望逐步从“新鲜做法”变为“普遍选择”。更重要的是，把婚嫁回归情感本质、把人情往来回归互助本义，将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坚实的文明底色与治理韧性。
移风易俗是一场深刻的社会观念变革，涉及千家万户的生活方式，阻力必然存在。但正如江苏赣榆区的实践所示，只要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制度为保障，以典型为示范，既尊重群众的文化需求，又坚守文明进步的底线，就能够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推动新风尚从点上的创新实践逐步演变为面上的常态化、制度化的文明风尚。这既是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