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代十国政权更迭的动荡中，947年正月初一发生的一幕颇具代表性。契丹主耶律德光在汴梁皇宫举行登基大典，当天颁布两项关键政令：大赦天下，并裁撤地方武装。史料记载，他明确要求“节度使、刺史不得置牙兵、市战马”。这项规定直指中晚唐以来藩镇割据的顽疾，显示出新政权试图收拢兵权、加强中央控制的用意。
从禁止地方养兵买马，到对功臣降将“高衔安抚、实权收束”，汴梁新局呈现的本质，是围绕统治安全展开的一次权力再分配。历史多次证明，政权更替后最紧迫的问题往往不是“封谁为王”，而是如何让权力运行有章可循，使军事与财政资源回到可治理、可监督、可持续的轨道。赵延寿的雄心最终落空，也从侧面说明：新秩序形成之初，个人算计很难突破制度安排与安全考量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