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电信网络诈骗手法更新快、链条更隐蔽，已成为威胁群众财产安全、影响社会信任的突出治安问题。近年来，诈骗分子借助网络通信、虚拟账号、跨境转移资金等手段频繁更换“剧本”，从冒充客服、刷单返利到投资理财、虚假贷款、冒充公检法等类型轮番出现，受害人群覆盖广、损失增长快，治理难度不断加大。守住群众“钱袋子”，既关系千家万户，也影响营商环境和基层社会稳定。 原因：一方面，信息不对称叠加技术门槛，使部分群众“高收益”“低风险”“紧急处置”等话术诱导下容易产生误判；另一上，部分行业岗位资金流转频繁、权限集中，企业财务人员、网购高频用户、校园群体等更容易成为精准“狙击”对象。此外，诈骗团伙组织化程度提高，呈现“前端引流—中端洗脑—后端转账洗钱”的链条化作业特征，传统以事后打击为主的模式面临挑战，也推动治理从单点发力转向系统施策。 影响：电诈案件的直接后果是群众财产受损，间接影响则体现社会情绪和信任成本上。对家庭而言，积蓄受损可能带来债务压力与次生矛盾；对企业而言，财务被诱导转账会造成经营损失，甚至扰乱正常生产秩序；对城市治理而言，若案件高发，容易加重社会焦虑，形成“人人自危”的心理预期，进而影响消费与投资信心。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电信诈骗、盗窃刑事发案实现“双下降”，体现治理成效，也提出更高要求：降发案要更稳，降损失要更明显，群众获得感要更实在。 对策：在分组讨论间隙接受采访时，市人大代表周国辉表示，围绕电诈防范治理，滨州公安机关过去一年开展了大量务实工作，宣防从过去的“广覆盖”转向“精准触达”，针对不同群体采取差异化宣传方式，并随诈骗手法变化及时更新防范要点。与泛化宣传相比，“分层分类、精准触达”更强调“对谁讲、讲什么、怎么讲”，重点是把有限的宣传资源投向高风险场景和关键节点：面向企业职工强化网络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提示；面向财务人员突出“转账前核验、双人复核、异常提醒”等流程化要求；面向大学生加强兼职刷单、虚假交易、网贷陷阱等案例警示；面向年轻母亲等群体，则聚焦育儿用品、培训课程、医疗保健等易被利用的消费场景，提升识别能力。 从治理逻辑看，宣防升级说明了社会治理方式的调整：从单纯“告知风险”转向“形成习惯”，从强调“事后补救”转向“事前拦截”。在此基础上，构建“宣传教育+技术预警+资金阻断+依法打击”的闭环，更有利于减少案件发生、降低损失规模。周国辉提到，去年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取得较好效果，说明反诈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参与：既要把反诈知识送到群众身边，也要推动企业、学校、社区将反诈纳入日常管理与服务流程。 前景：随着数字化生活更普及，电信网络诈骗仍将伴随新技术、新业态出现，治理也将进入更长期、更复杂的阶段。下一步，巩固“双下降”成果，需要在三个上持续发力：其一，继续做实精准宣防，推动宣传从“活动式”向“常态化”转变，面对新型骗局做到“快速识别、快速更新、快速覆盖”；其二，强化行业治理与源头管控，围绕涉诈电话卡、网络账号、支付通道等关键环节压实主体责任，提升风险识别与拦截能力；其三，健全跨部门协同机制，推动公安机关与金融机构、通信运营商、互联网平台、教育系统、社区网格联动，提高预警、止付、追赃效率和成功率。通过制度、技术与群众参与形成合力，有望进一步压降发案、压缩犯罪空间，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从“广覆盖”宣传到精准化防范，滨州的反诈实践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如何与时俱进创新治理方式、持续提升群众安全感，仍需要社会各方共同思考与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