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城市治理的难点常常不在宏大议题，而在那些“看似琐碎却牵动情绪”的日常；现实中，公共空间被占用、邻里矛盾累积、租赁纠纷反复、噪音油烟扰民等问题，特点是高频、碎片、易激化。它们未必造成重大损失，却容易引发持续不满，考验基层治理的响应速度、调处能力和情绪疏导水平。公益话剧《高丽营的烟火》正是从这些“身边的小事”切入，以幸福新村书记高大山、12345接诉即办办事员小娟、网格员老陈等人物的一天为线索，集中呈现基层工作面对的复杂场景：既要化解事实层面的矛盾，也要安抚情绪层面的焦虑。 原因—— 这类“微难题”之所以难治，背后往往是多重因素叠加：一是城市生活节奏加快、人口流动增强，陌生人社会的信任成本上升，矛盾更容易从“小摩擦”升级为“对立情绪”；二是密集社区里公共资源与空间边界更紧张，噪音、油烟、占道等问题更易触碰居民对生活品质的期待；三是信息渠道更畅通、诉求表达更便捷，群众对公共服务的即时性与精细化提出更高要求；四是基层矛盾常牵涉多方利益，处理既要依法依规，也要兼顾情理，还要在较短时间内拿出可执行方案。发起人、监制并出品人黄斌在首演现场接受采访时表示，创作缘起于与当地干部的一次深入交流：接诉即办和网格员的工作“辛苦且繁琐”，诉求从生活细节到环境感受不一而足，调处成本高、情绪压力大。作品因此希望通过舞台呈现，让更多人理解并尊重这份“看不见的劳动”。 影响—— 从文化产品角度看，该剧把基层治理从“抽象概念”还原为可感可知的现实经验，让观众在情境中理解规则、体谅难处、寻找共识。剧中人物塑造强调真实与立体：网格员的忍耐与坚持、社区书记的务实与担当、群众诉求的合理性与局限性，都在同一生活空间中展开。比如，演员任正斌在表演中加入生活化细节，使角色更贴近真实工作状态；演员王雨为塑造房东形象观察市井人物，尽力避免脸谱化。同时，摊主李想因押金纠纷陷入困境、尝试直播自救却引发油烟噪音矛盾的情节，折射出小微经营在城市治理中的现实张力：一边是生计与活力，一边是秩序与安宁，如何在规则框架内取得平衡，需要更精细的公共治理能力。作品还以“蒙太奇”方式锚定2035年的想象节点，将个体命运与城市发展愿景连接起来，强化了对“治理现代化”长期目标的叙事指向。 对策—— 从作品呈现的议题出发，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于把“解决一件事”推进为“解决一类事”。一是持续完善接诉即办闭环机制，提升分类研判与协同处置能力，推动诉求办理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预防”；二是加强网格化服务的专业支撑与心理减压机制，优化流程与数字化工具使用，让一线人员把更多精力用在协调沟通与规则落实上；三是以社区为单元强化自治共治，推动议事协商常态化，减少矛盾在情绪层面的积累；四是针对租赁、经营、噪音等高频领域，细化可执行的规则清单与示范案例，通过普法宣传、合同规范、行业自律等方式降低纠纷发生率。作品中“我们不仅要给老百姓解决事儿，还要给老百姓顺顺气”等台词，强调的正是治理中“法理情”相统一的工作方法：既要有制度的硬度，也要有人情的温度。 前景—— 公共文化与基层治理的结合，为“讲好治理故事、凝聚社会共识”提供了新的路径。现实题材话剧观照城市运行与社区生活，能够把政策语言转化为生活语言，把抽象治理转化为情感体验，从而促进理解、减少对立、提升参与。随着城市治理向精细化、智能化、法治化推进，类似作品若能持续扎根真实、尊重事实，并保留开放讨论的空间，有望在更广范围形成“共情—共识—共治”的传播效应，为基层治理现代化营造更友善的社会氛围。
《高丽营的烟火》的首演具有现实意义。在社会治理不断走向精细化的背景下，基层工作者的重要性更加凸显。这部话剧以艺术化方式把基层治理的“烟火气”搬上舞台，既表达对基层工作者的致敬，也体现对群众日常生活的尊重。它提醒我们，社会进步不仅体现在制度设计上，也体现在基层工作者对民生细节的关注与处理之中。这样的作品有助于增进社会对基层工作的理解与支持，推动形成尊重基层、关心基层的氛围，并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文化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