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如何在院线环境中讲好“普通人、普通情”的故事，并让观众在细腻表达中获得共鸣，成为近年文艺片创作与市场传播共同面对的课题。
《我的朋友安德烈》以东北生活经验为底色，通过少年李默与安德烈的相遇、别离与“重逢”，呈现友情的明亮与命运的暗涌。
影片上映后，观众对少年段落的情感质地尤为关注，其中“少年李默”的表演，被视为成年叙事的记忆起点与情绪支点。
原因——一方面，原著文本在人物关系上强调克制与留白，改编影像若要成立，必须以表演的细部与氛围的真实来填充“未说出口”的部分；另一方面，影片将足球作为友谊的共同语言，运动场景既是叙事节点，也是人物性格外化的通道。
饰演少年李默的迟兴楷出生于辽宁鞍山，自述因一次校门口录制短视频被选中参与试镜并最终进入剧组。
对于“敏感、骄傲又渴望朋友”的李默，他强调并非靠刻意“设计情绪”，而是借助与角色在性格与兴趣上的相似度——不善言辞、朋友不多、热爱足球——以更自然的方式进入人物。
影片拍摄准备期，迟兴楷与饰演少年安德烈的韩昊霖提前两个月进入训练节奏，每周进行三到四次足球练习，并在日常相处中建立起稳定的同伴关系。
两位少年演员在采访中将彼此的性格差异概括为“内敛与外向”的互补：一个更沉静，一个更明朗。
对影片所需的“复杂但不喧哗”的情感结构而言，这种先建立生活关系、再进入表演关系的路径，降低了“演出来的亲密”带来的违和感，也使镜头中的默契更像自然发生的少年日常。
影响——其一，少年段落的可信度直接影响成年李默的情绪成立。
影片采用回望式结构：成年李默在奔丧途中与安德烈“重逢”，尘封往事随之被开启。
回望叙事的关键在于，记忆既可能温柔，也可能带有滤镜。
迟兴楷的理解是：童年记忆往往会被时间“打磨”成更明亮的样子，尤其当友谊曾提供过陪伴与支撑，长大后经历更复杂的现实，反而更容易将那段时光视为“纯粹”。
这种认识不仅贴合人物的心理机制，也为观众理解影片的情感基调提供了入口：记忆未必百分之百还原事实，却能真实反映个体对失去与珍视的情绪。
其二，对新人演员培养与电影工业协作提出更高要求。
迟兴楷坦言，此次为首次拍摄电影，此前对表演和片场流程“没有概念”。
在实际拍摄中，导演、同组演员与表演老师共同提供支持，帮助其完成从生活状态到镜头表达的转换。
业内人士指出，文艺片对表演“自然度”的要求并不低，尤其是少年角色既要避免成人化表演，又要承载叙事功能，离不开系统的训练、现场的引导与剧组对未成年演员的保护机制。
其三，折射文艺片在院线传播中的“以细节取胜”。
迟兴楷提到拍摄中印象深刻的片段，是两人在训练镜头里完成一次配合进球：传球、跑位、射门一气呵成。
对观众而言，这类真实的运动细节往往比台词更能建立人物关系的可信度。
与此同时，采访中两位少年演员在不经意处呈现的默契，也被视作影片主题的现实延伸：友情并不总靠宣言，而在于长期相处形成的共同节奏。
对策——围绕文艺片“内容表达—市场触达”的平衡，需要创作者与发行方在多个环节协同发力：一是坚持生活质感的采集，尊重地域与时代细节，让人物的沉默与情绪有现实根基；二是强化演员训练与前期排练，将关键关系放在开机前“养出来”，而非仅依赖现场调度；三是做好精准宣发，用清晰的主题表达与观影门槛提示，降低“文艺片难懂”的刻板印象，引导观众聚焦情感与人物；四是以奖项与口碑为抓手，扩大作品在非一线城市、青年群体与校园渠道的传播半径，形成更稳定的长尾效应。
前景——从近年来市场反馈看，观众对高完成度文艺片的需求并未消失，只是更强调“真实、节制、可感”。
《我的朋友安德烈》以东北叙事与少年友情为核心，在类型上并不追求强情节刺激，而是以回忆结构与细部表演构建情绪张力。
随着更多文学作品进入影像改编、更多青年导演在院线与艺术表达之间探索平衡，未来文艺片若能在故事可读性、表演可信度与传播路径上形成更成熟的工业方法，有望获得更稳定的观影人群与更清晰的市场位置。
迟兴楷的首次银幕之旅是一个典型的青年演员成长案例。
从校园足球少年到电影主角，他用真诚的表演诠释了什么是"用生活演戏"。
他与韩昊霖在拍摄前建立的友谊、与角色之间的天然贴切、以及对生活的敏锐感悟，这些要素的有机结合使得《我的朋友安德烈》中的少年李默形象显得格外生动而令人印象深刻。
这部作品也提醒我们，最真挚的表演往往来自于演员与角色、演员与演员之间最真实的连接。
迟兴楷的出现，为当代电影创作中的青年演员选角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也预示着这位年轻演员未来可期的艺术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