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出生的杨植震同志，1961年在莫斯科大学化学系拿到了毕业证，1982年又跑到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做访问学者。这种中外融合、文理兼顾的经历，让他能在文保这个领域闯出一条新路。他1987年接管了复旦大学文物保护实验室，搞起了用材料科学来解决文物保护难题的新花样。他一手抓科研，一手抓教学，在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带学生，让传统手艺和现代科学合二为一。 大家都在谈文化遗产保护要高质量发展，现在最缺的就是既懂手艺又懂科技的人才。这位九旬学者的走了，正好赶上咱们文保事业最需要跨学科创新的时候，也把高端专业人才培养的紧迫性给逼出来了。这事儿不光是复旦大学文物保护实验室的损失，更是整个行业的一个痛。 他老人家的著作《古陶瓷修复研究》成了业内的宝典，他做出来的金属文物保护成果更是实实在在。他把分析技术系统引入修复领域，为后来的人铺了路。现在的保护工作正在往数字化、精细化、标准化方向走，新一代人会在他的基础上继续搞人工智能和微观修复。只要我们照着他走的路子走下去，坚持多学科交叉融合、坚持“师承加学院”的培养模式、坚持国际交流合作，肯定能迎来科技赋能的黄金期。 从莫斯科大学的化学实验室走到复旦大学的讲台上，杨植震同志用一辈子的时间搭起了一座桥，把传统技艺和现代科学连在了一起。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光靠匠人之手，更要靠科学家的脑袋。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路上，咱们还得需要更多像他这样文理兼通的开拓者。这位学者的生命之火虽然灭了，他留给我们的那束光却会一直照着后人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