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建设工程领域投资体量大、参与主体多、交易链条长，施工合同纠纷呈现“事实技术性强、证据形成复杂、利益牵涉面广”等特点；这类案件一头关系项目建设秩序和营商环境，一头牵动企业现金流、劳动用工与民生保障。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调研中指出，当前审理难点主要集中在合同效力认定、履行过程管理和工程价款结算三大板块，亟须通过统一裁判规则稳定市场预期，并推动行业源头治理。 一、问题：关键争点集中、类型化矛盾突出 调研显示，在合同效力层面，首先是“建设工程范围”界定缺少可操作的统一标准，部分合同性质难以准确识别，进而影响管辖、适用规范及责任承担。其次，招投标环节合法性审查压力较大，个别主体通过围标串标、虚假报价、签订“阴阳合同”等方式规避监管，甚至伴随行贿、欺诈等违法行为，直接触碰强制性规定。再次，中标后的合同变更是否构成“实质性内容变更”在实践中分歧明显：有的项目未按中标通知书订立合同，有的在中标合同之外另签补充协议，将高价采购、无偿配建、变相让利等内容附着于合同安排，效力判断直接影响价款结算依据与风险分配。更为突出的是资质、转包、违法分包和挂靠问题。调研反映，此类因素在无效合同成因中占比较高，且常与多层转包、内部承包、设立分支机构等情形交织，继续增加识别难度。 在合同履行层面，企业印章管理与项目经理授权边界不清、对分支机构资金和人事管控薄弱，导致“谁代表公司”“行为后果由谁承担”等争议频发。现场签证管理不规范也较常见：签证滞后、要素缺失、工程量记载不完整，甚至隐蔽工程签证与实际不符，给事实认定带来障碍。，设计变更、进度款迟延、自然灾害与公共卫生事件等外部因素叠加转包分包链条过长，容易引发工序衔接不畅、交叉施工冲突，工期违约责任认定争议随之增多。工程质量上，由于作业面广、工序多、隐蔽工程比例高，一旦过程资料不完备或质量管理不到位，矛盾往往交付验收、返修责任和质量鉴定阶段集中爆发。 在工程价款层面，计价模式、结算依据和费用调整是高频争点。固定总价、工程量清单计价、据实结算等方式在履行中容易因设计变更、材料价格波动、垫资施工、指定分包等因素发生偏离，价款认定高度依赖资料链条与专业审价。公共工程中常见“以财政评审结论为结算依据”的约定，但实践中存在评审周期长、资料提交不完整、竣工结算资料迟延等问题，导致工程款支付与结算长期悬置，进一步加剧企业资金压力并诱发连锁诉讼。 二、原因：规则弹性与管理缺口叠加，证据链条易断裂 调研认为，上述问题既有行业结构性因素，也有交易管理缺位的现实原因。一是工程交易环节多、参与主体分散，合同文本与招投标文件、施工过程资料衔接不紧，导致“纸面合同”与“现场实际”差距拉大。二是部分企业合规意识不足，存在借资质承揽、层层分包、以管理费替代实质管理等做法，形式合规但实质失控。三是项目管理数字化、标准化水平不高，现场签证、隐蔽工程记录、变更指令等关键证据形成不规范，导致司法查明事实先天受限。四是公共项目资金结算链条长，财政评审与审计环节耗时较多，若合同对资料清单、提交节点和逾期责任缺乏约束，容易陷入久拖不决的结算困局。 三、影响：司法成本上升，行业风险外溢 这些问题叠加后，主要带来三上外溢效应：其一，案件审理周期拉长、鉴定评估成本上升，纠纷解决效率下降；其二，工程款拖欠与结算不畅向上下游传导，影响农民工工资支付和供应链稳定；其三，违法转包挂靠等行为扭曲市场竞争秩序，挤压守法企业空间，冲击公平竞争与工程质量安全底线。对公共工程而言，结算长期悬置还可能影响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与项目绩效管理。 四、对策：以裁判规则统一适用带动源头治理 围绕审理与治理两端发力，调研提出多项方向性建议。 在合同效力审查上，强调依法审查招投标强制性规定，对围标串标、“阴阳合同”、实质性变更等情形加强穿透式识别，准确区分合法补充与违法变更，增强市场主体对招投标规则的可预期性。对资质出借、挂靠、违法分包转包等行为，既要依法认定法律后果，也要在裁判说理中明确风险提示，促使市场主体回到“资质与能力相匹配、管理与责任相统一”的基本要求。 在履行事实认定上，突出证据规则与过程资料的作用。对印章、授权、项目经理权限等争议，建议结合合同约定、授权文件、履约过程表现、资金流向和管理痕迹综合判断，避免以形式否定实质履约。对签证、变更、隐蔽工程等关键资料，强调对完整性、及时性与一致性的审查，必要时结合现场记录、监理日志、影像资料、检测报告等，形成闭环证据链。对工期与质量争议，主张区分变更、不可抗力、发包人原因、承包人管理等不同成因，细化责任分配，避免“一揽子归责”引发新的争议。 在价款结算机制上，建议引导当事人明确计价方式、结算路径与资料清单，减少将单一评审结论设为唯一依据的刚性约定，推动建立“节点提交—限时审查—逾期责任”的闭环机制。对公共工程，可在依法合规前提下探索更可执行的结算安排，兼顾财政监管要求与企业合理回款需求，降低拖欠风险。 五、前景：以规范促发展，推动建工争议从“末端裁判”走向“前端治理” 调研释放的信号是，建设工程纠纷治理正从依赖个案裁判，转向裁判规则统一与行业治理联动。随着工程建设领域监管趋严、企业合规体系完善以及项目管理数字化提速，围标串标、挂靠转包等问题的空间将进一步收缩。与此同时，人民法院通过总结类案规则、强化裁判指引，有望在合同效力、实质性变更、价款结算依据等核心问题上形成更稳定的尺度，降低市场交易不确定性，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与风险可控运行。
建设工程纠纷审理既考验司法能力，也反映行业治理水平；围绕突出问题完善规则供给、通过穿透式审查维护公平秩序、以过程管理提升证据质量，才能在依法平衡各方权益的同时——推动建设市场回归规范运行——为稳投资、保交付、护民生提供更有力的法治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