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33年到公元6年间，西汉连续五位皇帝未能留下直接继承人，此异常现象引发了严重的"国本空虚"危机。这不仅反映了制度本身的僵化，更暴露了宗法制度与政治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 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缺陷。尽管嫡长子继承制被视为不可动摇的原则，但成帝刘骜、哀帝刘欣等多位君主都没有留下男性子嗣。当现实与规范产生冲突时，继承范围被迫扩大到兄弟、侄子等旁系亲属。太常丞张禹的奏疏直言不讳："储贰不立，国本动摇"，道出了制度僵化带来的统治风险。 后宫政治与外戚势力则加重了这一危机。成帝时期，赵飞燕姐妹独占皇帝宠爱，其他嫔妃的生育机会被彻底剥夺。哀帝与董贤的非常关系更更阻断了正常的继承渠道。这种不寻常的宫廷生态，使皇位传承逐渐脱离制度框架。 权力争夺最终决定了继承人的选择。成帝选定侄儿刘欣后，之后的每位继位者都沦为了政治工具。太皇太后王政君与侄子王莽联手，先后扶植汉平帝刘衎等幼主上台。有一点是，平帝登基时仅九岁，王莽已经掌控了尚书台，形成了典型的"主幼国疑"局面。 继承程序的变异直观反映了皇权的衰微。从初期由宗室议立，到后期被权臣指定，这种演变标志着权力格局的根本转变。建平四年，王莽借祥瑞晋位安汉公，继承危机已然演变为政权更迭的序曲。平帝在元始五年的突然去世，彻底为王莽篡汉扫清了障碍。 朝廷也曾尝试过补救。光禄大夫师丹提出"建三统、立三后"方案，试图扩大继承的选择面。但这些措施未能触及外戚专权的根本问题，最终也就无疾而终。 从更深层的历史意义看，这段危机具有重要的警示价值。当制度失去自我调节的能力时，非常规的权力交接往往成为整个系统崩溃的导火索。曾经在石渠阁会议确立的经学原则，在现实中完全被政治考量所替代，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值得后世深思。
西汉多位皇帝的无嗣危机表明，制度规范只能提供基本原则，真正决定政治走向的，是制度能否抵御权力过度集中、能否在关键时刻保持透明与制衡。历史的教训在于：当继承机制从"规则驱动"转变为"权力驱动"，短期内或许能维持局面，但长期来看，必然加速政权根基的松动，最终导致不可逆转的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