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全球经济复苏动能分化、国际经贸环境不确定性增多背景下，超大城市如何在更高起点上稳住开放基本盘、放大对外交流效应，并把“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聚优势转化为产业升级与消费扩容的内生动力，是成都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现实课题。
随着国际交往日趋频密，外方政要、企业、游客“看成都”的需求上升，城市服务体系、营商环境与产业承载能力也迎来更高标准检验。
原因——成都开放动能的增强，既得益于国家层面入境便利政策持续优化，也与其长期推进枢纽功能建设、产业体系完善和服务能力提升密切相关。
一方面，航空口岸通达能力提升与通关效率优化，为跨境人员往来提供了条件支撑。
数据显示，2025年成都边检验放出入境人员超过640万人次、航班超4.8万架次，较上年分别增长12.6%、14.1%，创2019年以来新高，规模居中西部对外开放航空口岸前列。
另一方面，成都以“把便利做到细处”为导向，围绕境外旅客“能不能付、好不好退、方不方便行”集中补短板：推动境外电子钱包在蓉直接支付，完善外卡取现与现金兑换服务，重点商户外卡支付覆盖面扩大；公共交通层面上线银行卡刷卡乘车功能，使境外旅客在地铁、公交等场景更易实现“无障碍出行”；消费环节叠加离境退税与“即买即退”等政策，退税商店数量增加，形成“逛、买、退”闭环，增强消费黏性。
影响——入境便利化的“体验提升”正在转化为城市吸引力与消费活力的“增量”。
支付与交通的顺畅，使境外旅客能够更接近日常生活场景，提升停留时长与消费频次；离境退税等措施则进一步释放购物需求，推动商圈、文旅、会展等业态联动。
同时，政要到访与国际活动密集举办，扩大了城市国际传播半径，为企业跨境合作、项目对接与要素流动提供更强外溢效应。
更重要的是，开放不仅是“来得了”，还要“留得住”“合作得成”。
成都在民航维修等领域取得新进展，反映出其在高端制造与技术服务方面的能力提升，也为承接国际产业合作提供了更有力的产业支撑。
对策——把开放优势稳定转化为发展优势，关键在于从“单点便利”走向“系统供给”，从“要素流入”走向“合作共赢”。
其一，持续完善入境服务链条，推动机场、口岸、酒店、商圈、景区等场景标准化衔接，提升多语种指引、应急保障、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综合能力，让便利化既“看得见”也“用得上”。
其二，提升国际经贸合作平台能级，围绕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建立更稳定的对话与项目落地机制。
以“蓉欧产业对话”等交流为例，成都在境外举办对接活动并推进多项合作签约，回到本地又组织科技创新领域交流，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绿色低碳等方向，促成多项合作意向，体现出“外联—回引—落地”的组织能力。
其三，围绕枢纽经济做强通道与产业联动，依托国际铁路港、中欧班列等通道体系与航空网络，推动跨境物流与本地制造、贸易、服务深度耦合，增强供应链韧性。
其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营商环境迭代，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跨境数据与合规服务、外资企业服务专班等配套，降低国际企业“进入成本”和“运营摩擦”。
前景——从趋势看，成都开放型经济的空间仍在扩大：一方面，入境游热度上行与国际航线恢复，将继续带动会展经济、文旅消费与服务贸易增长；另一方面，国际产业分工重构加速，绿色转型与数字化浪潮为城市在新赛道上实现“弯道超车”提供窗口期。
只要坚持以高水平开放牵引高质量发展，推动“便利化”向“国际化”升级、从“活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深化，成都有望在西部地区形成更强的要素集聚与创新策源能力，成为国际社会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城市样本之一。
当马克龙在杜甫草堂体验川派古琴时，当欧洲航空新技术在双流机场完成改装时，世界正在通过成都这个窗口，重新认识中国发展的深度与广度。
从"蜀道难"到"全球通"，成都的实践印证：高水平开放不是沿海地区的专属命题，更是内陆城市突破地理约束的破题之钥。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这座千年古城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书写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西部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