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信息传播愈发碎片化，高校育人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更广，但注意力更容易被流量牵着走，课堂吸引力和学习动力受到影响；另一方面，社会对大学的期待已从“传授知识”转向“塑造能力与人格”，高校如何把价值引领、能力培养与有效表达打通，成为教育工作者必须回应的现实问题。近期，厦门大学教师邹振东因毕业典礼发言受到关注，他在课堂改革与演讲表达上的探索，被不少人视为观察高校“如何把课上好、把人育好”的一个切口。 原因——他之所以引发关注，固然与个人表达风格有关，更折射出教学供给侧改革的迫切需求。邹振东多次强调“本职是教师”，并称外界关注出乎意料。需要指出，他的走红并非只靠“金句”，而与长期的教学设计密切涉及的：在《广播电视概论》等课程中，他引入“节目公司”模拟机制，让学生以团队形式完成选题、策划、制作与呈现；期末考核也不再局限于笔试，而通过公开展示、同台评比等方式检验学习成果。在《传媒第一课》等课程结业活动中，他把部分颁奖与评价权交给普通劳动者和校园一线工作人员，奖项设置贴近真实传播场景，鼓励学生用事实、逻辑和作品说话。这些安排的共同目标，是让学生在真实或近真实的传播情境中理解专业、认识社会、训练表达，并在讨论中形成更扎实的论证能力。 影响——第一，课堂从“堆知识点”转向“建能力结构”，有助于提升项目化学习与跨界协作能力。通过模拟公司、节目对抗等形式组织教学，本质上把“学科知识—媒介实践—公共表达”串联起来，让学生在完成作品的过程中，综合训练调研、叙事、伦理把握与传播效果评估等能力。第二，评价更强调过程与证据，减少对单一分数的依赖。“只要能自圆其说就敢给奖”的背后，是鼓励学生为观点负责，用论据而非情绪完成表达，这与高校培养批判性思维的目标一致。第三，毕业典礼演讲的传播效应提示，高校思政与育人表达需要更贴近青年语境。邹振东在演讲中尽量避免空泛说教，强调“梦想”与行动，提醒毕业生离校后真正能带走的不是校园设施与便利，而是“大学塑造的精神底色”和持续向上的内驱力；他提出的“百分之一”选择——在人生多数时刻遵守规则的同时，至少保留一次勇敢突破——也引发毕业生对风险承担、独立判断与长期目标的思考。 对策——要把个体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育人机制，需要制度层面的支撑，也要明确边界。其一，教学创新要回到“课堂质量”这个核心。有领导听课后以《最后一课》作比，强调“课堂质量不高，其他都可能成为空中楼阁”，提醒改革不能走向形式化、表演化，最终仍要用学习成效说话。其二，建立更包容的评价与激励体系，为教师投入教学改革提供稳定预期。项目化教学耗时耗力，学校可在教学工作量认定、课堂资源配置、跨学院协同等给予制度支持，并用同行评议、学生学习成果、社会实践反馈等多元指标评价教学质量。其三，加强媒介素养与公共表达训练，帮助青年在复杂舆论场中保持理性与定力。高校可将批判精神、信息辨识、伦理边界与证据意识等内容融入通识与专业课程，形成贯通式培养链条。 前景——从更长周期看，高等教育正从“知识中心”转向“能力中心、人格中心”。课堂改革的方向不是迎合流量，而是增强学习的内在驱动力与公共表达能力；毕业典礼的“出圈”也不应止步于热点，而应推动更多高校思考：如何让学生在离校前获得一套可持续的精神装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与现实对话的勇气、对公共价值的自觉以及终身学习的习惯。随着教育数字化与产业变革加速，社会需要的不是“背诵熟练者”，而是能在不确定性中提出问题、组织资源、解决问题的人。以课堂为起点的育人创新，仍有很大拓展空间。
邹振东通过一场场毕业典礼发言，展示了大学教育更有力量的表达方式：不是用套路化说教框住学生，而是用更具温度和现实感的语言，唤起他们的思考与行动；他的经历也提醒人们，教育的价值不只在于传授多少知识，更在于激发学生对生命、社会与未来的深入思考，并鼓励他们作出负责任的选择。当毕业生离开校园时，带走的不应只是文凭，更应有一种持续自我驱动的精神底色——这也正是大学希望留给学生、并向社会传递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