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吗，一到下雪天，那些老学究们心里头那个激灵劲儿就上来了。雪是有记性的，专门记着那一千年前的魏晋和明末，两个时代相隔老远，雪景倒是差不多，全是白茫茫一片，有人在雪地里瞎转悠，都被人笑说是傻子。可你仔细瞧，这傻劲儿里头门道大了去了。 那个晚上王子猷睡不着觉，推开窗户一看，外面亮得晃眼。他叫人把酒温上，一个人在雪地里走。走着走着想起个叫戴安道的朋友，住在剡县。他家离这儿有一百多里水路呢，划一夜船累不死人？可人家二话不说就出发了。小船在雪夜里的剡溪上慢悠悠漂着，水声哗啦哗啦的，月亮也凉飕飕的，一晚上就这么过去了。 天亮了船到了门口，王子猷让船夫掉头说：“我本来是兴头上来了才走的，现在兴头没了就回去呗，干嘛非得见戴安道？”这话被记进了《世说新语》里。你要不懂那个时代有多惨就没法明白他这么做的用意。那时候政权像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读书人连命都不值钱：嵇康在断头台上还弹琴呢，阮籍天天喝得烂醉如泥……想活命又想活个人样儿？要么混在一块儿不管是非，要么装聋作哑装死。 王子猷找的那条活路叫“兴”。这种“兴”没啥实际好处，全靠自己乐呵。那一夜他在雪地里感受到了这种感觉，在小船上养着劲儿，天亮了自然就散了。至于见不见朋友？他根本不在乎。关键是他有得选啊！他家里有钱有庄园不用为吃穿发愁，所以能在雪夜里说走就走，到朋友家门前又能说回就回。这是主动逃跑——他在逃跑那个满脑子都是目的的世界。 他用“乘兴而行、兴尽而返”这种办法给自己划出了一块地儿。有意思的是那些大官现在都没人记得名字了；倒是王子猷因为这趟旅程一直活在书里。 第一场雪化了。过了一千多年又下了一场雪。崇祯五年十二月在西湖边上。“崇祯”这年号就像个谜面——张岱在明朝灭亡后还拿这个年号记日子呢。他是在说我的时间就停在那个朝代了。那一年的西湖连着下了三天大雪，连鸟叫声都没了。 快半夜了张岱划着小船往湖心亭去看雪。外面白茫茫一片天连着云、连着山、连着水全是一个色儿。他写道湖上就只有长堤的一条线、湖心亭的一个点、我的船像根草芥、船上的人就像两三粒米那么大。 你看那量词越缩越小，人在天地之间变得那么渺小，但那种渺小里头透着股孤绝的美感。到了湖心亭发现已经有两个人铺着毡子坐着呢。他们看到张岱高兴坏了：“这么大雪湖里怎么还有人来？”就把他拉过去一起喝酒。张岱强撑着喝了三大杯就走了。 下船的时候船夫嘟囔道：“别光说相公你傻气，还有比你更傻的人呢！”这“痴”字值得琢磨琢磨。表面上看张岱和王子猷挺像——都是雪夜一个人逛、都被说成是傻子。但这两种“傻”完全不一样。 张岱从养尊处优的少爷变成了深山里的遗民——而且更要命的是他没得选啊！他没法挑个好日子过、也没法阻止明朝灭亡、没法让那个“灯红酒绿”的旧世界继续存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精神上不把它忘了。《陶庵梦忆》这书名听起来就透着股凄凉。“梦忆”——到底是梦里的回忆还是对梦的回忆？当一个人把曾经实实在在的生活叫成梦的时候心里得多苦啊？就像张岱在序言里写的那样：“灯红酒绿转眼都成空了。” 雪总归要化的。王子猷那夜的雪化了、张岱那夜的雪也化了。但留在雪地里的精神没化——变成了文字、变成了记忆、变成了咱们中国文化里一种特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