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通州百年官员墓碑亟待复立 文物保护工作获新进展

问题——一方百年石碑“看得见却读不清” 在通州区西集镇张各庄村村委会院内,一方名为“清中宪大夫张庆熙墓碑”的石刻静置多年。记者走访了解到,目前碑身与碑座分离,碑身平放在地面,整体形制难以完整呈现;朝上的一面磨损明显,碑文辨识和日常巡护都存在实际困难。作为文物普查登记对象,这类石刻体量不大,却包含着村落记忆和区域社会史信息。若继续暴露在不适宜的环境中,文字与纹饰的深入损耗风险将随之增加。 原因——历史迁移与基层保护条件受限叠加 资料显示,张庆熙系张各庄村人。其长子张世培于1895年中进士入翰林、升任御史,张庆熙因此获诰封正四品中宪大夫。张庆熙1915年客死陕西漆水,终年66岁,后人于1917年为其立碑。石碑原立于村东南并建有碑楼,但上世纪60年代碑楼被毁,石碑一度被移作他用,后转移至村委会存放至今。多次迁移使原址环境、附属建筑以及碑体稳定性都难以延续。 从基层治理角度看,乡村文物点位分散、类型多样,专项资金、专业技术和长期监测能力相对不足。张各庄村文物安全管理员表示,已向镇级有关部门汇报,希望获得资金和技术支持,推动石碑复立与后续管护。这也反映出基层文物保护中,“发现—登记—保护—展示”的衔接仍有待完善。 影响——不仅关乎一方石碑,更关乎地方史叙事的完整性 业内研究认为,碑刻是地方社会结构、家族谱系、科举仕宦与乡土秩序的重要实物证据。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人员依据碑文判断,张庆熙为晚清官员,官阶约在四品或五品。该碑保护级别不高、知名度有限,且已不在原址,但作为少见的石刻真迹,具有不可再生性。复立可降低碑体受压、受潮和人为磕碰的风险,使部分被遮挡或难以观察的碑文重新呈现,便于公众阅读与学术释读。 更重要的是,通州地处大运河文化带核心区,沿线村落的碑刻、祠堂、古树与传统聚落共同构成文化景观。对单体文物进行规范处置,有助于带动周边历史资源梳理,形成更清晰、可理解的地方叙事,进而提升乡村文化认同与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对策——以“科学保护+规范展示+依法管理”推进复立 目前,张各庄村已就复立事项向上级单位提交申请。受访专家建议,复立应坚持保护优先、最小干预原则,做到“先评估、后实施、再利用”。具体包括: 一是开展基础调查与保护评估。对碑体材质、裂隙、风化、字口磨损等进行检测和建档,明确复立所需的承重、固定与防水方案,并形成可追溯的档案资料。 二是完善复立与展示环境。可设置简洁的防雨遮护设施与安全围护,兼顾通风与防潮,减少极端天气和人为触碰带来的损害;同时配置必要的说明牌与释读文本,提高公众可读性。 三是建立长效管护机制。明确日常巡查、清洁、灾害预警与责任分工,推动镇村两级文保力量与专业机构协同;条件成熟时,可纳入区域文化线路,形成“点位保护—线性展示—整体传播”的路径。 四是依法依规推进审批与资金保障。复立涉及文物本体处置、展示空间调整等事项,应按程序报批;资金使用应公开透明,确保工程质量与后续维护可持续。 前景——从“村委会存放”走向“可被看见的文化遗产” 随着文物普查持续推进,越来越多“藏在乡野”的历史遗存被重新识别。张庆熙墓碑若能顺利复立,或可成为通州乡村文物从“被动存放”转向“主动展示”的一个切入点:既让家族记忆回到公共空间,也为研究晚清普通官员与地方社会关系提供可靠实物;同时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背景下,为基层探索“保护与利用相统一”的路径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一座墓碑的遭遇,映照出基层文物保护的现实难题。从碑楼被毁、石碑被挪作他用,到如今出现复立呼声,这段百年起伏也记录着社会文物保护观念的变化。文化遗产保护已成为重要共识,如何让散落乡野的“小文物”得到应有关注,如何在城乡发展中守住历史根脉,仍需要资金、技术与机制的持续支撑。期待张庆熙墓碑早日复立,也期待更多沉睡的文化遗存被妥善保护、重新进入公众视野,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文化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