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公海区域辽阔，但规则长期分散；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域约占全球海洋面积三分之二，是全球渔业生产、碳循环与气候调节的重要空间，也是众多洄游物种和深海生态系统的栖息地。然而，由于缺少统一、系统且可执行的法律框架，公海保护区划设、资源开发边界、环境风险评估与执法协同诸上存明显制度缺口，导致“谁开发、谁受益”与“环境代价由全体承担”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 此矛盾由多重因素叠加造成：一是海洋治理需要多边协调，利益对应的方众多、产业链条较长，规则谈判与落地都不容易；二是新技术带动深海勘探、生物资源开发等活动加速扩展，但治理规则更新相对滞后，资源利用与生态承载的张力上升；三是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监测、科研、执法与数据获取上能力有限，参与公海治理、分享科技进步成果的机会不足，治理供给与需求出现错配。气候变化、污染扩散与生态退化相互叠加的背景下，公海生态系统的不确定性上升，制度缺口带来的风险也被继续放大。 《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生效，意味着国际社会在公海治理上形成更清晰的共同规则。根据协定安排，各国将在统一制度下推进若干关键机制：其一，围绕海洋遗传资源建立更规范的收益分享路径，力求在创新激励与公平原则之间取得平衡，避免技术与资本优势固化为结构性不平等；其二，推动设立并落实海洋保护区，加强对敏感海域、关键栖息地和生态热点区域的整体保护；其三，强化环境影响评估要求，通过更严格的事前评估、信息共享与透明程序，把风险管控前移，尽量减少不可逆的生态损害；其四，加大对需求最迫切国家的能力建设与技术支持，帮助其提升科研、监测、执法及参与谈判的综合能力，增强协定执行的普遍性与可持续性。 从影响看，协定将对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带来多上推动。生态层面，有望推动保护行动从零散推进转向网络化布局，提升海洋生态系统韧性，为应对海洋热浪、酸化等气候风险提供更稳固的自然基础。经济层面，明确的规则与程序将提高活动的可预期性，有助于引导资源利用走向更可持续路径，降低无序开发带来的长期成本。治理层面，协定为多边合作提供共同语言与操作框架，有望促进跨区域信息共享与执法协同，压缩“搭便车”空间。公平层面，通过收益分享与能力建设机制，协定试图将全球公共海域的红利更广泛转化为发展机会，缓解南北能力差距对治理成效的影响。 同时也应看到，协定生效只是起点，关键于落实。要推动协定取得实效，各方仍需在多个上持续用力：一是加快缔约与国内法衔接，完善配套制度，确保相关义务可操作、可监督；二是建立更有力的科学支撑体系，强化海洋观测、数据共享与风险评估能力，为保护区划设与活动管理提供依据；三是形成更具约束力的合规与问责机制，通过透明程序、信息披露与多边协作提升执行力度；四是加大对发展中国家资金、技术与人才支持，推动能力建设从项目式援助转向体系化提升，使更多国家能够参与规则制定与执行并从中受益。 对于未来，古特雷斯在声明中强调该协定填补全球海洋治理空白的意义，并呼吁尚未加入的国家尽快参与。随着更多国家加入并推动制度运行，公海治理有望逐步从共识性倡议走向法治化行动，并与各类区域性海洋安排形成互补。考虑到全球气候与生态风险仍在上升，国际社会对稳定、可执行的公海治理规则需求将持续增强，协定的执行力度与合作广度，将成为检验这一里程碑能否转化为实际成效的关键。
《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的生效是全球公海治理的重要进展；在全球环境治理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下，协定的落实不仅关系海洋生态系统健康，也关乎各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正如古特雷斯秘书长所言，这标志着“海洋事业的一个里程碑时刻”。下一步，更重要的是各国把承诺落到行动中，通过协定机制推进更有效的保护与更公平的治理，共同维护海洋生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