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污染压力与治理能力“错配”凸显 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进程中，空气污染治理与温室气体减排正成为各国公共政策的重要议题。
格林斯通在论坛“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专题研讨会上提出，当前国际治理面临一个结构性矛盾：本土空气污染（如PM2.5与颗粒物）最为突出的地区，往往不在全球最成熟、最强有力的监管与市场化治理工具集中地。
这种“排放发生地”与“治理工具所在地”的空间错配，使得许多国家在兼顾发展与环境时面临更高的政策与成本约束。
原因——排放结构变化与传统管控方式的局限交织 从排放格局看，随着产业链与城市化进程变化，新增污染排放更集中于非经合组织地区。
与此同时，在不少发展中经济体，颗粒物污染治理仍以行政命令、指标分解、限产停产等方式为主，政策实施短期见效但也容易带来“环境与增长对立”的社会感受：一方面需要改善空气质量与公共健康，另一方面也要保障就业、产业运行与家庭收入增长。
格林斯通认为，当治理主要依赖“指挥—命令—控制”体系时，企业减排成本差异难以通过制度设计被有效吸收，容易导致总体成本抬升、政策弹性不足，进而影响政策可持续性。
影响——中国减污成效显著，公共健康收益与政策启示并存 格林斯通在发言中以对比图展示中国2013年至2024年空气质量变化，认为改善幅度“令人惊叹”。
他表示，没有任何国家像中国这样在较短时期内实现PM2.5浓度显著下降。
按其观点，这类改善将转化为可观的公共健康收益，有助于延长居民预期寿命、提升生命质量，并可能带来约两年的寿命增益。
从中国实践看，近年来大气污染防治持续推进，“十四五”期间全国PM2.5浓度累计下降20%，重污染天数减少25%。
刚公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浓度要降至27微克/立方米以下。
上述目标与阶段性成果，体现出以结构优化、能源转型、产业治理、区域联防联控等综合举措为支撑的治理路径正在走向制度化、常态化。
对策——以市场化机制降低治理成本，推动“减污与增长”协同 格林斯通在研讨中强调，各国普遍面对“提升生活质量与实现增长目标”的双重任务，关键在于找到更高效率的平衡工具。
他认为，污染管控的市场化机制能够在给定环境目标下，以更低成本实现更大减排，从而缓解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之间的张力。
他指出，中国已建立并完善与污染治理相关的制度安排与市场机制，形成经合组织之外一个具有规模意义的实践场景。
如果相关机制被验证行之有效，其他非经合组织国家可结合本国国情进行借鉴与本土化改造。
在此背景下，他介绍该研究机构在印度推动的颗粒物排放许可交易试点：将颗粒物排放额度纳入可交易许可体系，企业若需超过监管阈值，可从减排更充分的企业购买许可，通过互利交易实现总量约束下的成本最小化。
据其披露，试点实现总体污染减少约20%，总体减排成本下降约11%，呈现出一定的政策效率优势。
他认为，这类机制有望成为帮助“全球南方”地区提高治理能力的工具，加速形成可执行、可持续的市场导向解决方案。
前景——在巴黎协定目标约束下，非经合组织地区减排空间与合作需求上升 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格林斯通援引《巴黎协定》控温目标指出，若要在本世纪末将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非经合组织国家仍需在未来实现大幅度减排。
他的判断指向一个现实：即使发达经济体率先实现碳中和，全球达成控温目标仍离不开更广泛地区的转型行动。
由此，空气污染治理与温室气体减排的协同推进，将成为不少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业内人士认为，下一阶段全球绿色转型的竞争力，将更多体现在制度供给、政策执行与技术扩散能力上。
中国在大气治理方面形成的经验做法与目标体系，为国际社会观察“如何在发展中治理污染”提供了可参考的路径；同时，市场机制与公共政策的组合创新，也将成为各国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差异下寻求最优解的重要方向。
中国治污领域的卓越实践正在改写全球环境治理的叙事逻辑。
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携手探索市场化解决方案时，人类或将找到破解"发展悖论"的金钥匙。
这场始于空气质量的变革，其意义早已超越环境领域本身——它预示着一种新的发展哲学：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并非零和博弈，而可以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协同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