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人的本质如何把握，是哲学长期面对的重要议题。传统讨论往往把人的差异简化为意识、理性等精神属性的优先性，容易走向抽象而静态的解释，难以回应现实中的一些困惑：劳动为何会异化、为何在物质更富足的条件下个体仍会感到疏离。围绕此“老问题”的新阐释，学界将关注点放在马克思1844年夏至1845年春的思想转向上，认为这一时期形成的实践唯物主义立场，为理解人的本质提供了更可检验、也更可操作的分析框架。 原因——研究者指出，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讨论并非脱离现实的形上推演，而是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状况切入，通过“劳动异化”揭示人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类生活以及人与人关系之间可能出现的断裂与对立。由此可见，人的本质不能仅以意识来界定。费尔巴哈把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别主要归结为意识、理性、意志等，虽然触及“人之为人”的关键，却忽略了意识形成的物质前提与社会历史条件。马克思在吸收“类本质”概念合理内核的同时强调，人是“类存在物”，其根本特征在于通过对象化的实践改造世界，并能把自身也作为对象加以认识和塑造，从而把对人的规定落实到现实生产、社会交往与历史发展之中。 影响——学界认为，马克思提出的人的本质“五重规定”，要点在于把“人是什么”的回答放回实践与社会关系的结构之中：其一，人以对象化实践区别于动物，并在改造世界中改造自身；其二，人的发展体现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能力，而非只是被动适应；其三，人的现实本质在社会关系中生成，脱离具体社会结构谈“抽象的人”解释力有限；其四，劳动不仅是谋生手段，也是人的本质力量展开的方式，劳动的组织形态会直接影响人的发展状态；其五，当劳动被外在力量支配并与人的需要相分离时，异化会削弱主体性，加剧个体与共同体的疏离。研究者认为，这一理论既提示了现代社会效率提升背后的隐忧，也为理解劳动尊严、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等现实议题提供了方法论支持。 对策——围绕如何在现实层面应对异化风险，涉及的解读提出，应在发展过程中更好处理效率与公平、技术进步与人的主体性之间的关系。具体包括：一是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与收入分配制度，使劳动价值更公平地实现，增强劳动者获得感与安全感；二是推动产业升级与技能提升衔接，通过教育培训和终身学习体系建设，提高劳动者参与现代生产的能力与自主性；三是优化劳动组织与治理方式，减少过度工具化管理带来的压迫感，促进体面劳动与高质量就业；四是健全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降低个体在市场波动中的脆弱性，以更稳定的制度环境支持人的长期发展。 前景——研究者认为，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劳动形态、组织方式与价值创造链条正在重塑，“劳动如何成为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也面临新的问题。面向未来，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取向，把技术应用、制度设计与人的发展目标统筹起来，让生产力提升更多转化为人的能力增长、关系改善与社会共同进步。以实践为基础理解人的本质，也将推动社会治理与公共政策更重视人的主体地位和全面发展指标，使现代化建设在更深层次上落实到“人的现代化”。
对人的本质的追问，最终要回到对现实生活的理解与改造。马克思在思想转折期提出的多重规定，意义不在于给出抽象定义，而在于提示：人是在实践中生成、在社会关系中成形、在历史进程中发展的存在。把劳动从异化中解放出来，让发展更多指向人的全面提升，既是理解社会矛盾的一条理论路径，也是推进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持续面对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