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眼下的多伦多寒冬来得比往常都要严酷，可我见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时，她裹得严严实实，这种倒退回旧日的感觉跟2004年成立的皮利岛鸟类观测站这个新机构十分应景。我特地选了伊万·谢梅纽克在2月20日写下的文章里那篇3月4日发布在参考消息网上的文章来聊这个话题，想知道这位加拿大女作家对她在最新自传里记录的人生经历是怎么看的。她的哥哥哈罗德是多伦多大学的神经生理学家，也是荣休教授，正因为有这么个关系，《生命之书》里提到哈佛大学教职工作步入正轨的威尔逊还有她哥哥造访剑桥公寓时烤蛋糕的那一段就很值得深挖了。这其实跟阿特伍德对神经元的迷恋有关。她在2022年写的散文集《紧迫问题》里说过，讲故事就是人类进化出来的本事。有科学家觉得咱们祖先打猎时追踪动物的那套神经通路，正好给了我们讲故事的硬件基础。她觉得人类从环境里捡回的线索能拼凑出一系列围绕角色的事件和行动，这样一来距离出第一位莎士比亚的雏形也就不远了。这让我想起已故的进化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当年阿特伍德读研时他在哈佛教书，后来到了2010年她成了威尔逊的小说《蚁丘》的书评人。她评价说：“我懂科学那部分。它讲的是一个蚁群的兴衰挺棒的，蚂蚁那块写得不错，人类的部分就差点意思了。” 阿特伍德的父亲是昆虫学家，她小时候夏天都在魁北克西北部的小木屋里度过。那种潮湿阴暗的环境里鱼啊蛇啊虫子多得是，这就让她很早就有了“我们是生物群落的一部分”的观念。她读高中时生物成绩比英语好得多。她说如果照弗罗斯特诗里的情况来选路，她本来可以去学植物学的。我好奇她有没有把父亲对昆虫学的爱好带进自己的写作里。比如约瑟夫·康拉德写的《吉姆爷》里有个富商斯坦因喜欢炫耀蝴蝶，康拉德就是用这种手法来隔离开距离看人性。不过阿特伍德坚决不同意这种类比：“要想当小说家就得对人物感同身受。把蝴蝶钉在板子上的人做不到这一点。” 最能体现她科学直觉的小说是《别名格蕾丝》。这本书取材于19世纪40年代上加拿大的一个谋杀案。当时说法乱七八糟的，她做了很多调研工作才把故事讲圆。本质上她这是在做科学家的活儿：根据不完整的数据仔细琢磨各种可能性。最后让读者自己猜格蕾丝·马克斯到底杀没杀人。她解释说：“要是我一开始就知道结果了，写这本书就没什么意思了。” 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她和伴侣格雷姆·吉布森就一直在皮利角看春天的鸟儿迁徙。后来他们发现皮利岛更清静就买了避暑别墅。那真是个写东西的好地方，《猫眼》就是在岛上写出来的一部分内容。她还是2004年成立的皮利岛鸟类观测站的发起者和支持者。对于一个总在预言环境灾难的人来说这是件挺有希望的事儿。不过阿特伍德说她不是愤世嫉俗，而是早就清楚了人类自从小时候在非洲大草原上晃荡起就写就的那个大故事的结局：“自然必胜。”（编译/葛雪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