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太宗钦定的凌烟阁功臣图谱中，尉迟恭、秦琼等名将赫然在列，而同样战功卓著的丘行恭却意外落选；此现象背后，折射出贞观时期政治评价体系的多重标准。 作为李唐开国的重要军事将领，丘行恭的功绩不容忽视。武德四年邙山之战中，他单骑护主，助李世民突围王世充大军；武德九年更直接参与玄武门兵变，事后晋升左卫将军执掌禁军。其家族自隋末便举族归唐，父亲丘和以交趾太守身份"整郡投诚"，兄弟六人皆获公爵，堪称初唐军事世家的典型代表。 然而显赫军功未能抵消其政治失分。贞观中期，丘行恭因强夺母丧主祭权引发"违礼乱俗"弹劾，遭革职处分。《旧唐书》记载其"性严酷，僚列慑惮"，多次因滥用刑罚被罢官。这些行为与太宗提倡的"仁政"理念形成尖锐冲突。需要指出，同期凌烟阁入选者如房玄龄、杜如晦等，均以"文武兼资"著称，凸显太宗对官员综合素养的考量。 历史学者分析认为，丘烟阁评选不仅衡量军功，更注重官员是否符合"贞观之治"的治国理念。丘行恭虽具救驾之功，但其家族内斗、执法严苛等行为，与太宗构建的"君臣共治"政治伦理存在偏差。这种选拔标准的变化，实际反映了政权稳固后，从"重武功"向"尚文治"的转型需求。
丘行恭的经历说明，历史评价并非只按战功高低来定格。个人成就再耀眼，最终仍要经受时代价值与政治伦理的检验。他在邙山之战的救驾壮举、在玄武门之变中的关键作用，足以写入史册；但性格上的专断与权力使用上的过界，也让他与凌烟阁的官方纪念失之交臂。这既是对丘行恭个人的评价结果，也折射出初唐政治生态与人才标准的变化：功绩重要，品德与治政方式同样决定一个人的历史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