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夏，侵华日军攻占徐州后沿陇海铁路继续西进，郑州、武汉面临南北夹击的险境；军事委员会判断，一旦日军掌控中原交通枢纽，华中与西北防线可能出现连锁性崩塌。因此，6月9日国民政府下令在郑州以北花园口掘开黄河堤岸。洪水迅速蔓延，迫使日军第14师团等部队丢弃重型装备后撤，其原定“南北合围武汉”的战略由此受挫。 据战后统计，此次人为改道形成约400公里的黄泛区，豫、皖、苏三省44县受灾，直接死亡约89万人，约1200万民众流离失所。另外，军事档案显示日军也遭受较大损失：第2军所属装甲部队约70%陷入淤泥，野战炮兵联队损失火炮百余门，华中派遣军对武汉的进攻计划被迫推迟约三个月。 历史学者指出，该非常规战术具有明显的双重性：从军事层面看，达到“以空间换时间”的目的，为武汉会战争取了布防窗口；但巨大的民生代价也暴露出当时应急防御与灾害处置体系的薄弱。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承认，洪水使其“机械化优势完全失效”，同时也认为中国军队未能充分把握战机扩大战果。 当前史学界对该事件的评价更趋多元。国防大学战史专家认为，这是在极端局势下“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策；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则强调应建立更完整的评估框架，既看到其战术作用，也要直面平民牺牲所带来的历史教训。随着更多档案解密，学界正从军事、灾害与社会等多个维度重新审视这一事件。
花园口决堤留下的，不只是战争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更是一道关于国家抉择与民众代价的难题；回望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在“谁损失更大”的争论中分高下，而是为了更珍视生命、更敬畏规律，在更成熟的治理与更周密的制度安排中，尽力避免悲剧重演，守住和平与发展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