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
根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上海把建设“就业友好型城市”作为重要抓手，提出加力实施支持企业稳岗扩岗、创业带动就业等政策，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并明确城镇新增就业60万人以上的年度目标。
围绕这一任务，业内人士指出，打造“就业友好型城市”关键在于目标体系清晰、政策链条完整、服务触达便捷、权益保障有力，最终落脚到让更多劳动者“找得到岗位、学得到技能、稳得住就业”。
一是直面问题：结构性矛盾仍是核心挑战。
当前就业工作不仅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更要回答“适不适”“稳不稳”。
一方面，新产业新业态对技能结构、岗位素质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部分求职者技能与岗位需求错配，表现为“用工紧”与“求职难”并存。
与此同时，高校毕业生规模持续扩大，就业期望与岗位供给结构需要更顺畅的对接；部分长期失业人员、就业困难群体在信息获取、技能更新、岗位适配上面临更大压力，就业帮扶需要更精细化、更长期化的机制支撑。
二是分析原因：产业升级、人口结构与岗位形态变化叠加影响。
专家表示，上海产业体系加速迭代升级，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先进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对复合型技能人才需求上升，而传统岗位的吸纳能力出现阶段性分化，导致劳动者技能更新与岗位变动的速度不匹配。
与此同时，灵活就业等新就业形态扩大，劳动关系更趋多样，部分劳动者在职业伤害防护、社会保障衔接、劳动权益维护等方面存在制度适配的现实需求。
再叠加部分群体就业观念、求职方式与市场变化不一致，使得就业服务必须从“供给侧发力”转向“供需两端协同”。
三是评估影响：就业质量与城市竞争力紧密相连。
就业不仅关系居民收入与家庭预期，也关系消费活力与产业发展后劲。
稳就业能够稳定预期、扩大内需，为新动能成长提供人力支撑；提升就业质量，则有助于形成技能人才梯队，增强城市在产业链、创新链中的竞争优势。
反之，若结构性矛盾难以缓解，不仅会加大青年就业压力，也可能在部分行业造成用工短缺，影响企业扩大再生产和城市运行效率。
因此，将就业工作上升到城市治理层面系统推进，具有现实紧迫性与长期战略意义。
四是提出对策：以可量化指标牵引，以服务与保障托底。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主任贺小林认为，“就业友好型城市”建设应突出可衡量、可检验、可落地，形成清晰的“硬指标”体系，便于把任务分解到部门、街镇和平台，推动政策执行闭环化。
具体而言，可从三方面同步推进： 第一，规模指标强调“稳”的底线与“增”的力度。
除城镇新增就业60万人以上外，可通过控制城镇调查失业率在合理区间、推动长期失业人员再就业等措施，增强就业基本盘的稳定性，体现对重点群体的兜底责任。
第二，服务指标突出“近”和“快”的可及性。
推动“15分钟就业服务圈”覆盖，意味着就业信息、岗位推荐、职业指导、技能培训报名、政策咨询等服务要真正下沉到社区和园区，让群众就近获得帮助，降低求职成本，提高匹配效率。
第三，保障指标聚焦“新”和“全”的制度适配。
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完善职业伤害保障等制度安排；同时推进补贴性技能培训扩面增量，全年完成补贴性技能职业培训70万人以上等目标，有助于提高劳动者抗风险能力与岗位转换能力，形成“技能提升—就业稳定—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
在政策路径上，关键是把技能培训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
专家指出，可依托上海现代产业体系布局，围绕重点产业链、关键岗位群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强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和职业教育贯通，健全覆盖不同年龄、不同阶段劳动者的终身职业教育体系。
对高校毕业生，可加强实习见习、求职能力提升与岗位直推；对就业困难人员，可提供分层分类的个性化方案，增强“培训—推荐—上岗—稳岗”的连续服务能力。
对企业端，则应通过稳岗补贴、岗位开发、创业扶持等措施，提升其吸纳就业积极性，形成政府、企业、院校与社会机构协同发力的治理格局。
五是前景判断：以“就业友好”增强城市韧性，推动高质量发展。
随着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就业形势总体可望保持平稳，但结构性矛盾仍将长期存在。
建设“就业友好型城市”的价值在于，以更可衡量的目标体系、更触达基层的公共服务、更适配新业态的制度保障，把就业工作从“短期应对”提升为“长期治理”。
预计随着服务圈覆盖拓展、技能培训体系完善、权益保障机制健全，上海将进一步提升岗位供需匹配效率，推动劳动者技能升级和就业质量提升，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实的人力资源支撑。
作为常住人口逾2400万的超大城市，上海探索就业治理新路径具有标杆意义。
其以量化指标为抓手、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实践，不仅为破解结构性矛盾提供方案，更折射出特大城市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发展逻辑转变。
这场关乎民生保障与产业升级的双向奔赴，或将重新定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就业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