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从“输入指令即出图”到“信息问答即给结论”，生成式人工智能正重塑创作与获取信息的路径，也带来新的争议焦点：一上，提示词究竟能否被认定为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能否据此主张他人“照搬指令”构成侵权；另一方面，当应用生成看似权威却存在错误的内容并对用户造成误导时，责任应由谁承担、如何分配，亟需司法给出清晰预期。 原因——记者梳理两起案件脉络发现，争议集中在“表达与思想的界限”以及“技术生成与法律义务的衔接”。在上海这起纠纷中，原告文化公司称其通过输入包含艺术风格、主体元素、材质细节等多组提示词生成图片并发布，后发现网络用户发布风格高度相似作品且被收录入艺术图鉴，署名为朱某、盛某。经核对，两名被告使用的提示词与原告一致。原告主张提示词体现创作意图与审美选择，应作为文字作品受到保护；被告则认为提示词属于词汇拼接与抽象指令，不是作品表达。 黄浦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著作权法保护的核心在于“具有独创性的表达”，要求独立完成并体现个性化智力投入。涉案提示词虽包含多种创作元素，但呈现为简单罗列，缺乏语法逻辑关联与内在结构，关键词组无序组合，未体现作者独特审美判断，本质更接近对创作目标的抽象指令，属于“思想”范畴而非“表达”。据此，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裁判同时提示，若将此类简单关键词组合一概认定为作品，可能对语言自由使用与产业创新造成不当限制，背离著作权制度鼓励创作、促进文化发展的立法目的。 与内容创作端的“提示词之争”相呼应，信息服务端的“虚构信息之虑”同样凸显。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结的全国首例涉及的纠纷中，原告梁先生使用某生成式应用查询高校报考信息，获得包含主校区等关键事项的错误回复。梁先生在对话中纠正后，系统仍坚持原结论，并给出“如内容有误愿赔偿10万元”等回应。该案引发社会关注：当生成内容具有明显误导性并可能影响公共选择时，应用提供方、运营主体的注意义务边界如何界定，用户合理信赖如何保护，亟需制度回应。 影响——两类纠纷指向同一现实：生成式人工智能既降低了创作门槛、提升了检索效率，也放大了权利界定与风险外溢。对创作者与企业而言，提示词并非天然“可确权资产”，单纯依靠关键词组合主张排他性权利，难获支持；反之，若提示词经过体系化设计，形成完整连贯、富有结构的表达并体现个性化选择，未来仍存在被认定为作品的可能空间。对普通用户而言，“一问即答”的便利可能伴随“看似可信、实则失真”的风险，教育、医疗、金融等高敏感领域更需警惕因错误信息导致的连锁后果。对产业生态而言，司法裁判的指引有助于稳定预期：既防止过度确权阻碍创新，也推动平台完善治理，减少虚构信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蚀。 对策——多位法律界人士指出，面对新技术新业态，治理重点应从“简单贴标签”转向“分层分类、责任匹配”。一是完善创作链条的证据与合规管理。内容生产主体应保存提示词版本、生成过程记录、素材来源与发布时间等证据，必要时通过平台存证等方式固化证据链；在对外合作或委托生成中，应通过合同明确权利归属、使用范围与侵权风险分担。二是引导“表达型提示词”与“指令型提示词”区分对待。对仅为元素堆砌、目的指令的提示词，宜尊重公共语言资源属性；对结构严密、具有独创性表达特征的文本，则可在个案中审查其是否达到作品门槛。三是压实生成式应用运营主体的合规义务。面向信息查询场景，应强化显著提示、来源标注、风险告知与纠错机制；对涉及公共服务和重大决策的信息，应设置更严格的核验、引用与复核流程，建立快速投诉通道与可追溯日志，减少“虚构信息”对用户的实质性影响。四是提升用户媒介素养与风险意识。公众在依赖生成内容作出重要决定时，应尽量进行多源交叉验证，对关键事实以权威渠道为准，避免将生成内容视为当然可靠的“最终答案”。 前景——从两地法院的探索可见，司法正在围绕“表达保护边界”和“信息生成责任”形成更清晰的裁判逻辑。可以预期，随着案例累积与规则细化，未来裁判将更注重对具体场景的精细化审查：在著作权领域，将持续把握“思想与表达二分法”，避免将抽象构思过度私有化；在侵权责任领域，将综合考量运营主体的过错程度、信息类型的专业敏感性、用户合理信赖基础以及风险控制能力，推动平台在技术迭代中同步提升治理能力。此外，行业标准、平台规则与行政监管也有望与司法裁判形成合力，在促进技术创新与守住安全底线之间取得动态平衡。
这两起案件的判决，是司法机关应对技术变革的积极实践；无论是提示词是否构成作品，还是错误信息的责任归属，个案结论或许不同，但核心原则一致：技术应用不应成为权利保护的空白地带，也不能成为推卸责任的借口。在AI深度融入社会的今天，只有法律与技术协同发展，才能实现创新与权益保障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