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现代发展史上，日本作为资源禀赋先天不足的岛国，却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中叶先后实现两次跨越式发展，该现象长期受到国际社会关注；梳理其发展轨迹，有助于理解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路径。 明治时期的制度变革为日本首次崛起打下基础。1868年启动的明治维新并非单纯引进技术，而是面向国家治理、教育与经济体系的整体重塑。史料显示，当时政府推进现代教育的速度明显快于同期亚洲其他国家，东京大学等机构相继建立；1877年全国小学入学率已达35%，为后续工业化提供了关键人力资本。在产业政策上，政府主导的“殖产兴业”将有限资源集中投向纺织、造船等重点行业，1880年代生丝出口量年均增长17%，加快了原始积累进程。 战后经济奇迹的形成，与发展战略的清晰定位密切涉及的。1950年代，日本推行“倾斜生产方式”，以钢铁、煤炭等基础产业为优先突破口。另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其占GDP比重从1955年的0.8%提升至1970年的2.1%，逐步培育出汽车、电子等优势产业。经济企划厅数据显示，1965—1970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3.4%，由此形成“高质量、低成本”的竞争优势。 但资源约束始终是日本发展的突出短板。能源研究所报告指出，日本一次能源自给率长期低于20%，1973年石油危机直接导致GDP出现战后首次负增长。这一结构性问题在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再次显现，电力紧张使当年制造业产出下降16%。农业同样承压，农林水产省统计显示，主食自给率从1965年的73%降至2020年的37%，产业链安全风险随之上升。 当前全球格局下，日本经验带来三点启示：其一，技术引进必须与制度创新同步推进，明治时期《学制》改革的长期价值，超过单纯的设备输入；其二，产业政策需要根据阶段变化及时调整，战后从重化工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的经验具有参考意义；其三，资源安全应提前布局，近年提出的“能源多样化战略”说明了对风险的持续警惕。
回看日本两度崛起的轨迹显然，决定国家发展高度的，不只是资源多寡，更在于能否通过制度改革释放社会活力，能否以产业升级提升效率，以及能否在复杂外部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并坚持开放合作。对资源约束较强的经济体而言，可持续的崛起不靠短期冲动和对外冒进，而取决于以长期视角夯实治理能力与创新能力，并维护和平发展的外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