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秋，我军首次授衔工作正在严格推进，评定标准主要依据战功、资历和档案记录。但在审核陈赓的材料时，总干部部发现其履历中缺少1935年担任红一师师长的关键记录。这个缺失可能影响他被评为大将的资格——尽管作为黄埔一期生、南昌起义骨干和长征中的干部团团长，陈赓的军事资历和贡献在军中广受认可，但白色恐怖时期的地下工作导致部分档案遗失。
一次档案记录的补充，既检验了制度的严谨性，也说明了作风的纯粹。只有以事实为依据、以程序为保障，才能让荣誉实至名归，让评价经得起历史检验。厘清历史、夯实依据，既是对功勋者最好的尊重，也是对制度建设最有力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