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癌症负担持续上升，地区差异更加明显；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癌症协作组基于癌症登记、生命登记及有关访谈资料，对1990至2023年间204个国家和地区的癌症负担进行估算。结果显示，过去30余年全球癌症新增病例较1990年增加逾一倍，2023年约为1850万例；同期癌症年死亡人数增至约1040万例。虽然全球年龄标准化癌症死亡率总体下降，但改善主要发生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低收入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反而上升，提示防控能力、医疗资源与公共卫生投入的不均衡仍在扩大。 原因——人口结构变化叠加可干预风险暴露，推动长期上行。研究预测，未来25年全球新增癌症病例可能再增长61%，到2050年每年新增约3050万例；死亡人数或接近增长75%，达到每年约1860万例。驱动因素首先来自人口增长与持续老龄化带来的“基数抬升”：更多人进入癌症高发年龄段，使总量上升具有较强的结构性惯性。其次，行为与代谢等可干预风险因素在多个地区仍较普遍。研究认为，全球42%的癌症死亡与44种可干预风险因素相关，包括吸烟、不良饮食、高血糖等，说明癌症并非完全不可控，防控重点在于减少风险暴露并提升系统性应对能力。 影响——中低收入国家将承受更大增量压力，医疗体系面临多重挑战。研究预计，未来新增病例超过一半、死亡病例近三分之二将出现在中低收入国家。对这些国家而言，癌症负担上升不仅意味着住院、手术、放化疗等需求快速增加，也会带来筛查与随访体系承压、药品与耗材供应紧张、医保支付压力上升等连锁影响。若早期发现不足、治疗可及性有限，确诊时分期可能偏晚，死亡率难以下降，深入拉大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健康差距。另外，癌症负担上升还会通过劳动力损失、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等途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对脆弱人群冲击更为明显。 对策——以预防为先、关口前移，构建覆盖全链条的防控体系。研究强调，相当一部分癌症死亡与可干预因素相关，为政策干预提供了明确切入点。在风险因素治理上，烟草仍是多收入水平国家的重要致癌风险之一，仅烟草使用就与全球约21%的癌症死亡相关，应持续强化控烟立法与执法、提高戒烟服务可获得性，并针对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加强干预。饮食与代谢风险上，可通过倡导健康膳食、控制高糖高脂摄入、推进体重管理与慢病管理，降低高血糖、肥胖等风险暴露。部分地区，不安全性行为与相关癌症死亡关联较高，应完善健康教育与相关公共卫生服务，提供可及、可负担、可持续的干预措施。 在医疗服务体系上，扩大筛查与早诊早治覆盖面是降低死亡率的关键路径。建立分层分级的筛查策略、提升基层识别与转诊能力、补齐病理与影像等关键环节、缩短从发现到治疗的时间，有助于提高早期诊断比例并改善预后。同时，应通过提升基本诊疗能力、完善药品供应与支付机制、加强肿瘤专科人才培养与区域协作，增强治疗可及性，减少“能治却治不上”的情况，降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风险。此外，研究提示资源匮乏国家的高质量癌症数据缺口仍较突出，应加快完善癌症登记和死亡登记体系，为制定更精准政策提供依据。 前景——把握政策与技术窗口期，减少可避免死亡仍有空间。研究指出，若系统推进预防策略、扩大早期诊断并改善治疗可及性，接近一半的癌症死亡有望避免。从全球趋势看，病例总量上升短期内难以逆转，但通过降低风险暴露、提高早诊率与规范治疗率，可明显减缓死亡增长并缩小国家间差距。需要注意的是，现有估算未纳入部分可能增加低收入地区癌症风险的传染病因素，提示在一些地区推进感染防控与肿瘤综合防治协同仍有必要。未来，围绕控烟、健康生活方式、慢病管理、肿瘤筛查与医疗保障的综合政策如能持续推进，将为各国应对癌症负担上升提供更可操作的路径。
癌症防控不仅关系医学进步，也考验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在人口结构变化与疾病谱转变的双重压力下，国际社会需要形成更明确的共识，推动更加公平、高效的癌症防治合作。通过科学规划与协同行动，才能更有效减缓癌症负担上升，改善人群健康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