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美国将于2026年1月27日正式退出《巴黎协定》。公开信息显示，2025年1月20日，美国政府签署行政令，决定启动退出程序，并按协定规则提出申请满一年后生效。有一点是，这并非美国首次作出类似决定：美国曾宣布退出并于2020年11月正式退出，随后又于2021年回归。反复“进退”政策走向，使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与可信度再度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原因—— 从政策逻辑看，此次退出延续了将气候议题置于国内政治优先的取向。一些政治力量将减排责任与产业监管视为“成本”，倾向以退出国际机制换取短期政策空间，同时迎合化石能源利益与选举动员需要。这也反映出对全球产业变革趋势的低估：在新能源、绿色制造、低碳技术快速迭代的背景下，气候治理早已不只是环境议题，更与产业竞争力、技术标准和未来市场主导权紧密对应的。退出协定并不能消除转型压力，反而可能让转型更无序、代价更高。 影响—— 一是经济层面，可能错过绿色增长窗口。全球绿色投资、清洁能源供应链与低碳产品市场持续扩张，协定框架下形成的政策预期有助于稳定投资和技术布局。若联邦层面弱化减排承诺、降低政策连续性，相关产业的资本投入与创新节奏可能受到影响，也可能在新一轮国际规则与标准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进而削弱长期增长动能。 二是国际层面，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与信誉受损。气候治理属于典型的全球公共事务，需要大国在资金、技术与规则建设上承担责任。反复退出与回归，容易加深外界对美国“扰动议题”的印象，降低国际社会对其承诺的可预期性与可靠性，软实力与外交影响力也可能深入被稀释。此类信誉损耗一旦形成，短期内往往难以修复。 三是国内层面，公共风险与治理成本上升。受访学者指出，若联邦层面淡化国际合作与减排议程，可能导致极端天气应对与气候风险管理滞后，公共健康、基础设施安全以及保险与救灾成本随之增加。现实中，气候灾害带来的经济损失不会因退出协定而减少，反而可能因治理投入不足而扩大。换言之，退出并非“省成本”，更可能是将成本推迟并放大。 对策—— 国际社会应对这个变化，需要在原则与务实两上同步推进。 其一，继续维护《巴黎协定》框架与多边合作方向，稳住全球减排协作的制度基础。在舆论与规则层面保持清晰立场，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及各国在协定框架下的承诺与行动，避免全球治理被单边主义反复冲击而失序。 其二，加快绿色产业与能源结构转型，以更高的政策确定性和更大的市场规模推动技术进步与成本下降。绿色低碳已成为面向未来的关键赛道，率先形成稳定产业生态与创新体系的经济体，更可能在下一阶段竞争中占据主动。 其三，拓展与美国非联邦主体的合作空间。美国国内并非立场一致，一些州政府、城市、企业与科研机构长期参与气候行动并具有现实需求。国际社会可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加强与这些主体的交流合作，例如在清洁能源、碳市场机制、绿色金融、技术研发与标准互认等领域深化务实协作，以降低联邦政策摇摆带来的外溢影响。 前景—— 从中长期看，全球气候治理不会因个别国家的反复而停滞。能源结构升级与产业技术迭代具有客观性和不可逆性，绿色低碳竞争格局将更多由市场、科技与制度供给共同塑造。美国若持续徘徊于国际机制之外，可能在产业链重构、技术标准制定与全球资本流向调整中错失关键窗口；国际社会若能保持协定稳定性并强化合作网络，则有望以更可持续的方式推进全球减排与经济转型。
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凸显其在全球气候治理承诺上的不稳定性；但事实也一再表明，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置身事外。美国的缺席不会阻断全球绿色转型的进程，反而可能促使更多国家加强协调与合作。基于此，国际社会需要保持定力，持续推进气候治理，同时也为美国未来重返合作预留空间。归根结底，只有各国共同应对气候危机，才能推动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与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