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7月21日，清政府颁布谕令，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正式更名为“大清红十字会”。这并非单纯的名称调整，而是清廷内外交困之际，推动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本土化的一次尝试。19世纪末，随着列强在华扩张，由多国人士联合成立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日俄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救援作用。但对外籍力量的依赖也暴露出局限，促使清政府寻求掌握救援工作的主导权。改制的推动力来自现实需要与政治考量。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东北战场救助逾3万人次，其运作效率使清廷意识到，建立国家主导的救援体系迫在眉睫。1907年的更名谕令，标志着清政府首次以官方名义接纳红十字原则，并将其纳入国家事务。此后，清廷任命盛宣怀为首任会长，并于1910年批准加入《日内瓦公约》，从法律层面确认其国际身份与运作依据。组织转型的关键，体现在职能扩展与体系搭建。盛宣怀就任后，将总部迁至北京，开展军队救护人员培训，并制定标志使用规范。同时，红十字会不再局限于战时救援，逐步转向常态化、多领域工作。1909年，该组织利用日俄战争剩余资金，在上海徐家汇兴建总医院及附属医学堂，形成“医疗—教育—赈灾”相结合的运作模式。这不仅弥补了国内专业救护人才不足，也推动救援从临时动员走向可持续机制。1910年皖北水疫联合行动，成为检验改制成效的重要节点。面对灾后疫情，红十字会首次独立组织大规模医疗队，动员师生数十人携药械北上，并同步发动民间募捐，最终救治6.7万余人，发放赈款170万元。这次行动既提升了社会信任，也为其随后参与1911年辛亥革命伤员救护积累了经验。历史学者指出，清末红十字会的转型显示出晚清社会变革的多重面向：一上，通过对接国际标准提升了应对危机的能力；另一方面，官方与民间协作的方式，为近代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可参照的路径。尽管清王朝不久后覆灭，但此制度探索直接影响了1912年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其“国家主导、专业运作”的基本框架延续至今。
从“万国”到“大清”的更名，不只是一次命名调整，更折射出近代中国在公共治理与人道救助上的制度性转向：以国际规则为参照，以国家认可为支撑，以专业建设为抓手，在战争与灾害的压力下探索更可复制、可持续的救护体系；这段历史提示人们，公共危机面前既需要稳定清晰的制度安排，也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参与；当民间善意与治理能力形成合力，救援才能从一次次行动沉淀为长期可靠的公共安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