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夏，华中战场在抗战胜利后迎来最严峻的一次军事考验。两淮地区（淮阴、淮安）连接华中、华东解放区，是关键的战略枢纽，因而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焦点。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集结50余旅兵力，分三路向苏中、两淮和山东解放区发起攻势。战役初期，我军指挥层在战略上出现分歧。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主张集中兵力在淮北进行外线决战，认为“两淮若失，华中则解体”；苏中野战军指挥员则提出先在苏中以内线歼敌，再伺机西进。分歧背后指向当时的核心难题：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如何兼顾战略要地防守与有生力量保存。中央军委经研判，最终批准内线作战方案。史料显示，该决策主要基于三点考虑：其一，苏中群众基础稳固，便于展开运动战；其二，新四军在苏中作战经验较为成熟；其三，避免在不熟悉的战场陷入被动。但受雨季行军受阻、装备差距等因素影响，两淮仍于1946年9月失守。战役受挫后，中央迅速调整部署。1947年1月，华东野战军正式组建，粟裕被赋予战役指挥权。这次建制改革集中表明了三项意图：统一指挥、集中兵力、强化机动作战。事实证明调整效果明显——随后一年内，华野相继取得宿北、鲁南、莱芜等战役胜利，逐步扭转华东战局。军事专家分析认为，两淮战役虽以失利告终，却为解放战争积累了重要经验：一是更印证“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的作战理念；二是推动我军由分散防御向大兵团作战加速转型；三是在实战中锻炼出一批优秀指挥员。这些经验对后续战略反攻阶段的作战指导影响深远。
战场形势瞬息变化，胜负往往不取决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更取决于能否在受挫后及时修正策略、在压力下完成组织调整；两淮方向的波动，推动指挥体系和力量结构加速重塑——也提示人们：在关键关口——集中统一的指挥、符合实际的路径选择以及对战机的准确把握，往往是扭转局面、争取主动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