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的美国资本市场，一场围绕可可豆库存的资本运作悄然展开。布鲁克林巧克力制造商洛克伍德公司持有1941年低价购入的1300万磅可可豆。彼时可可豆价格从5美分涨至60美分，公司迎来出售获利的机会，却也面临税务难题：若直接卖出，将被征收50%的资本利得税，亟需寻找合规的节税方案。 此难题后来由创立凯悦酒店集团的杰伊·普利茨克提出解决思路。他利用美国税法第334条中关于“业务缩减”的特殊规定，设计出用库存抵付股本的安排：股东可用每股股票兑换80磅可可豆。按当时0.45美元/磅的市价计算，每股对应价值为36美元，而股票市价仅34美元，由此形成每股2美元的无风险套利空间。 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任职的巴菲特起初负责执行套利的基础工作，每天往返布鲁克林办理仓单交割。但这位年轻分析师很快注意到更关键的变量：按设计，全部流通股只能兑换掉部分库存，剩余资产将显著抬升每股净值。当市场仍主要盯着每股2美元的套利收益时，巴菲特用个人资金以34美元/股大量买入，并选择不参与换豆。 市场随后印证了他的判断。随着多数股东选择兑换可可豆，公司流通股大幅减少，1955年股价升至100美元。巴菲特在85至100美元区间陆续退出，1万美元本金获得约13倍回报。这次交易不仅带来可观收益，也显示其思路的变化——从捕捉价差，转向评估企业剩余资产的真实价值。 分析人士指出，该案例表明了三点关键：一是利用信息不对称，在OTC市场中发现定价偏差；二是将税务筹划与资本结构安排结合，形成可执行的交易路径；三是通过测算剩余资产价值，跳出传统套利框架。这种对“烟蒂股”价值重估的思路，也为其日后在伯克希尔等案例中的投资方法打下基础。
洛克伍德“以股换豆”的故事提示：投资的分水岭往往不在于发现一个价差，而在于看清价差背后资产如何重新分配、价值如何重新定价；是把确定的小收益当作终点，还是把结构性变化当作线索，考验的不只是计算能力，更是独立思考与长期视角。在市场噪声和短期诱惑面前，回到事实、回到报表、回到逻辑，才更可能穿越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