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来在1993年8月那会儿，《钟山》杂志在北京搞了个文学颁奖活动。活动还没开始，主编就带着编辑们特意跑到北京南城的蒲黄榆，去拜访住在那儿的汪曾祺。大家都知道汪曾祺是因为《芦荡火种》（后来改成样板戏《沙家浜》）出名的，不过他早就不只是搞戏剧了，还是那个时代文学风格转型里的重要人物。 一进汪曾祺住的房子，感觉就挺特别的。屋里没什么大物件儿，就特别简陋、安静，可里面那种浓浓的生活味儿和人文气儿却特别足，就跟他写的字里行间流出来的那种平和温暖一个样。聊天的时候，汪曾祺态度特别好，待人也挺谦逊。虽然他在文坛上挺有名气了，但对咱们这些新来的编辑还是特亲切自然。他说话既讲文学原则，又肯鼓励后辈。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个人修养好，也体现了那时候文艺圈里开始有了互相尊重、平等交流的好风气。 因为是《钟山》杂志的老作者了，汪曾祺一直都在用实际行动帮咱们这些新平台发展。他的作品就是把传统和现代、雅文化跟俗文化连起来的一座桥。1994年秋天我又去北京组稿了。虽然我那时候已经不留在《钟山》了，可汪曾祺听说我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后还是乐呵呵地答应了下来，还给了我一本刚出的《草花集》散文集。这事儿看着不起眼儿，其实是老一辈人对文学事业那种无私的帮助啊。在市场经济刚开始那会儿这种纯粹为了文学认同的支持特别难得。 回头看看文学史就明白了，汪曾祺的创作和为人其实就是一种文化姿态：他一直在坚守艺术标准的同时也热爱生活、善待他人。这种态度影响了好多那个时候还有后来的写作者。 蒲黄榆这两次见面不光是我个人的记忆片段，也是那个时代大家打交道的一个缩影。在那种简朴的环境里，文学就是以最本真的样子在生长、在传递。现在咱们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时候再去回想这段旧事很有意义。它提醒我们不光要看作品本身的价值，还得看创作者的人格力量和行业环境是不是良性互动的。 我就在想怎么在现在这种新形势下把这种朴素又深厚的文艺传统传下去、怎么建个健康积极的文学生态呢？这确实是个大家伙儿都得好好琢磨的事儿。一次拜访、两篇稿子、几行题字这些小细节拼起来就是那个时代的温度。汪曾祺和蒲黄榆的故事告诉咱们真正的文学精神往往就藏在平凡的日子里和真心实意的打交道中。 现在搞创作的路子越来越多了嘛？这时候再回头看看那份淡泊中的坚持、朴素中的深情，说不定能给咱们这些搞文学的人找点精神上的参考呢？文化记忆要接着传下去不光要有大的故事线，也离不开这些具体的“人间烟火”。正是在这些烟火气里文学才一直有劲儿活下去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