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即位礼仪一直是理解权力交接如何获得合法性的关键线索。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西嶋定生近期发表论文《汉代的即位仪式及其礼仪》，系统梳理两汉帝位传承的礼制规范，并将长期较少受到关注的“王朝内部传承”作为重点，提出了具有开拓性的分析框架。现存史料表明，汉代即位仪式显示出明显的类型差异。以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燔燎告天为代表的新王朝创立仪式，由于记载较为完整，有关研究已较充分；相比之下，贯穿两汉四百余年的帝位内部传承仪式因材料分散，长期缺乏系统讨论。西嶋团队通过对《后汉书·孝安帝纪》进行细读，较为完整地复原了延平元年（公元106年）安帝以宗室身份入继大统的流程，包括“王青盖车迎驾”“崇德殿百官陪位”等关键环节。研究认为，汉代传承性即位礼仪体现出三层政治考量：一是通过“柩前即位”压缩权力真空期；二是以“宗庙谒见”强化血统与法统的正当性；三是借“吉服朝贺”完成百官的公开承认与政治整合。尤其在非太子继位的情况下，仪式更强调太后在监国中的权威以及朝臣的集体参与，呈现出汉代政治中“共治”传统的制度化表达。该研究的价值还在于揭示礼制程序与权力合法性之间的互动机制。论文指出，汉代统治集团有意识地将宗教性仪轨（如告天祝文）与世俗性程序（如百官见证）并置：一上延续周代“天命”叙事，另一方面通过程序化安排确立“制度性授权”。这种双重认证的路径为后世王朝提供了权力平稳过渡的参考，其影响脉络直至清代仍可观察。
制度的韧性常常体现在看似程式化的礼仪之中。将汉代“继承即位”从史书的简略记载里重新梳理出来，不仅是在还原一场登基典礼，更是在追问权威如何产生、秩序如何被确认。对礼制细部的再审视，有助于理解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运行逻辑，也为今天观察制度建构与公共认同的形成提供历史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