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伴随城市空间外延拓展和人口持续集聚，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多个近郊区域完成“撤村建居”，原有村庄治理体系逐步转化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
乡村向城市切换、农民向市民转变，为基层治理带来新的结构性课题：一方面，社区公共事务日益多元，居民对服务供给和治理效率的期待不断提高；另一方面，部分社区仍保留集体经济组织的运行惯性，社区与股份经济合作社之间在职责、资源与决策链条上容易出现衔接不顺，影响治理合力的形成。
问题：治理主体并存带来协同难，服务空间与力量供给存在缺口。
在撤村建居社区，社区承担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城市社区职能，股份经济合作社则涉及集体资产运营、成员利益分配等事务。
由于“两套体系”并存，现实中容易出现公共事项谁牵头、资源如何使用、责任如何落实等边界问题。
同时，人口结构混合化特征明显，既有原住居民，也有新迁入的城市居民及流动人口，利益诉求呈现多层次、多样化。
加之部分存量物业存在闲置与低效使用，党群服务、便民服务等空间不足，进一步放大了公共服务供给压力。
原因：从乡土治理向城市治理转型中，制度衔接与资源配置需要再匹配。
撤村建居并非简单的名称变化，而是治理逻辑、制度安排与公共服务体系的整体重构。
转型初期，原有村级事务处理方式更强调熟人社会下的协商与惯例；进入城市社区后，需要以制度化、规范化、精细化方式回应更复杂的公共需求。
与此同时，股份经济合作社掌握一定集体资产与空间资源，但公共服务的投入、运行与管理需要更清晰的规则来约束和引导，避免“资源在手、使用无序”或“事项繁多、责任难落”的情况。
影响：协同不畅易导致民生事项推进迟缓，资源浪费与治理效能下降并存。
若权责边界模糊、协商机制不健全，基层容易陷入“多头管理、无人负责”或“遇事推诿、落地缓慢”的困境，居民身边的环境整治、设施维护、停车管理等“关键小事”难以及时解决，影响群众获得感。
另一方面，闲置架空层、空置用房等存量资源长期沉睡，不仅造成公共资产利用效率偏低，也加剧社区服务空间紧张，削弱基层组织开展服务与凝聚群众的能力。
对策：以制度协同、空间赋能和网格重塑为抓手，推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同步升级。
围绕上述矛盾，上城区委组织部聚焦精细化治理需求，从机制、空间与组织体系多维发力： 一是明晰边界，推动权责利清单化。
当地着力厘清社区与股份经济合作社在公共事务、资源使用、项目推进等方面的职责分工，建立议事协商事项目录，让“哪些事谁来议、怎么议、议了怎么落实”更为明确，推动基层治理从经验型向制度型转变。
二是盘活存量，通过空间再造补齐服务短板。
针对部分撤村建居社区兼具集体经济属性与城市治理特征、空间资源零散闲置的现实，上城区探索以空间改造带动功能提升。
以笕桥街道白石社区为例，社区党委牵头，在股份经济合作社支持下，对居民楼闲置架空层与空置用房进行整合改造，建设功能较为完善的党群服务中心，实现存量资源由“闲置”向“服务”转化，既回应居民活动与办事需求，也为社区组织开展多元服务提供载体。
三是优化网格，提升基层治理的精度与合力。
上城区从网格体系的动态调优入手，根据人口变化、楼宇分布与治理事项特点调整网格单元，推动执法力量、物业管理力量以及新就业群体等参与网格治理，在信息收集、问题发现、联动处置等环节形成闭环，缓解基层“任务重、力量散、责任不清”的问题。
前景：从“股社分离”走向“协同治理”，为城市化转型社区提供可复制经验。
从实践看，撤村建居社区治理的关键在于把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转化为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既要尊重集体经济组织的运行规律，又要以城市社区治理标准强化公共服务供给与规范运行。
下一步，随着城市更新持续推进、人口流动更加频繁，此类社区对精细化治理的需求将更为突出。
通过进一步完善协商议事机制、强化资源统筹使用、健全多元主体参与的责任链条，上城区的探索有望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可借鉴的基层治理路径，推动基层治理从“解决一件事”向“形成一套机制”提升。
城镇化不是简单的户籍转换，更是治理体系的深层变革。
上城区"股社分离"改革启示我们，新时代基层治理需要打破路径依赖，在坚守民生底线的同时，善用市场化思维盘活资源，依靠社会力量补齐短板。
当"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形成合力，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包袱方能真正转化为发展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