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文旅融合持续深化，传统村落型景区在快速发展中也面临“游客增长快、治理能力跟不上”的共性挑战。
肇兴侗寨作为侗族文化集中展示地之一，旅游业态丰富、经营主体多元，既带来人气与收入，也对秩序维护、环境卫生、安全生产、矛盾调处等提出更高要求。
当地在实践中发现，景村分治容易出现职责边界不清、管理链条过长、群众“旁观者心态”等问题，若缺乏制度化安排，景区环境品质与口碑将受到影响，进而制约旅游可持续发展与文化传承。
一是突出问题较为集中，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统筹协调难，景区管理、村寨事务、商户经营各自为政，遇到跨领域事项容易“多头管、无人管”；群众参与度不高，部分村民对治理事务“参与成本高、回报不明显”，缺少稳定的激励机制；长效保持难，环境整治、文明经营等工作易出现“一阵风”，缺乏可量化、可追溯、可奖惩的常态制度支撑。
二是问题背后有现实原因。
其一，旅游经济带来的利益结构更复杂，游客、商户、村民、管理方诉求各不相同，单靠行政推动难以兼顾效率与公平。
其二，景区治理事项高度碎片化，从垃圾分类到消防安全，从噪声控制到价格诚信，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影响体验与形象。
其三，基层治理需要“组织力+群众性”，如果没有把党员骨干、村寨能人、行业主体有效组织起来，治理就容易陷入“管得住一时、管不住长久”。
针对上述情况，肇兴侗寨以景村融合为方向，探索构建“五位一体”的治理体系，形成“组织牵引、网格落地、协商聚力、激励驱动、成果共享”的闭环思路，推动治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
在对策层面，首先是党建引领强根基，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当地将基层党组织建设嵌入景区治理链条，健全“党工委—党支部—党小组”组织体系，把力量下沉到网格和一线岗位，通过党员责任区、示范户、服务岗等方式，让党员在秩序维护、环境整治、纠纷调解、文化传播等工作中亮身份、担责任。
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累计组织党员志愿服务1800余人次，服务保障游客超10万人次，基层组织动员能力在旅游旺季压力测试中得到检验。
其次是网格联动提效率，用最小单元承接最具体事务。
当地打破条块分割，科学划分26个基础网格，建立县领导分片督导、干部包联到格、“五老”人员及妇女骨干、志愿者协同参与的联动队伍，将安全生产、环境卫生、政策宣传、民情收集等职责逐项压实到网格和个人，推动问题在网格发现、事务在网格办理、矛盾在网格化解。
2025年以来，网格内处置民生事务和安全隐患130余件，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8%，体现出“前端发现、就地处置”的治理效益。
第三是用好鼓楼议事这一具有地方特色的协商机制，把“民意”转化为“共识”。
鼓楼在侗族村寨中历来承载公共议事功能。
当地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推进制度化升级，形成线上线下结合的协商渠道，定期组织村民、商户、游客代表围绕景区发展、环境整治、经营管理等议题共商共议，并以鼓楼为单元开展文明卫生、诚信经营、文化保护等评比，将结果与门票分红、宣传推介等激励政策挂钩，推动“说得上话”与“办得成事”相统一。
2025年以来累计收集意见建议100余条，采纳落实率达60%，参与议事协商的农户和商户占比超过90%，协商的覆盖面和代表性进一步增强。
第四是以积分激励促参与，破解“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难题。
针对群众参与治理动力不足的痛点，当地推行治理积分管理，把环境卫生整治、遵守景区规定、提升服务质量、参与志愿服务等正向行为量化计分，建立“干部日常检查、鼓楼月度评议、村委动态复核”的三级评定机制，并通过公示栏、微信群等公开积分，确保透明、公平、可监督。
积分与门票分红收益直接挂钩，让群众在参与治理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回报，促进从“要我治理”向“我要治理”的转变。
2025年以来，景区兑现门票分红146.5万元，覆盖899户农户，利益联结机制进一步夯实了群众参与的基础。
从影响看，这套做法的综合效应正在显现：一方面，治理链条更顺、响应更快，安全隐患和纠纷处置更趋前置化；另一方面，景区环境与服务质量提升，有助于稳定口碑和回头客，提升旅游产品竞争力；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度化协商与利益共享，村民从“被管理对象”转变为“治理参与者”和“发展受益者”，民族文化保护也在日常治理与评比激励中得到强化，形成保护与利用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面向未来，随着旅游消费从“看风景”向“重体验、重品质、重文化”升级，传统村落景区的竞争力越来越取决于治理精细化水平与社区共同体建设程度。
肇兴侗寨的探索表明，只有把组织体系建强、把责任落细、把协商机制用活、把激励政策做实，才能在客流波动、业态更新和多元诉求交织的情况下，保持治理韧性与发展定力。
下一步，围绕消防安全、食品安全、价格诚信、文物与非遗保护等关键领域，进一步完善标准化流程与数字化手段，推动治理数据共享、风险预警与服务提升，将为景区可持续发展提供更稳固支撑。
肇兴侗寨的实践表明，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必须走共建共治共享之路。
将传统文化智慧与现代治理理念相融合，既守护了文化根脉，又激活了发展动能，为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这一模式的示范效应正在黔东南地区逐步显现，其经验值得深入总结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