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说汉代怎么开始的。那时候的学者算是开了个注经的头，“传”、“注”、“笺”这三种写法都冒出来了。许慎搞了《说文解字》，专门给字头解释意思。郑玄呢，用“笺”的形式去补毛公的“传”，让经学考据达到了一个高峰。这时候的注解主要是针对先秦的六经，格式也比较单一，但还是给后来的人立下了规矩。 到了魏晋南北朝那会儿，因为战乱多，很多书都丢了，学者们的注意力就转向了汉朝以后的作品。司马贞写《史记索隐》，张守节搞《史记正义》，都在帮《史记》填补漏洞、改正错误。李善注《文选》，五臣也给《文选》做注解，他们开辟了新路子——不管是用典、词语的出处，都给标出来，方便读者“按图索骥”。 唐代的注解讲究音义并重。“直音”、“读若”、“反切”这几种注音法一起用。李善在《文选》里第一次大规模用“如字”这个词，提醒读者这个字该读原来的音。不过也有批评说他有点太抠出处了，解释稍微单薄了点。可正因为他把每个典故都写清楚了，像扬雄的《解嘲》这种典故密集的文章才能读得通顺。 像“终鲜兄弟”这种抽象词，得回到《毛诗》里才能明白；“狼狈”要查《孔丛子》和《汉纪》；“优渥”是在《毛诗》里有的；“盘桓”来自《周易》。把这些词还原到原始语境里，道理就清楚了。 仇兆鳌给杜甫的《春望》做注时先分节概括大意，再一句句解释典故。上四句写景，下四句抒情；中间还穿插了赵汸、庾信、吕氏春秋这些材料帮忙过渡。 宋代的朱熹就不按老规矩来了，他主张“以义理为本”。《周易本义》和《诗集传》这些书都不用老说法了，用通俗的话讲大道理。他的风格很亲近人情事理，让经典走出了象牙塔，成了读书人日常要做的功课。 清代的学者简直是把每部经典都给重新翻了一遍。陈奂写《诗毛氏传疏》，马瑞辰搞《毛诗传笺通释》，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等等，有的是纠正汉儒的错误，有的是补充唐人没做好的地方。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时还附了《校勘记》，专门去纠正错误；“衍文”、“脱文”这两个词也因为他的研究变得常用起来。 比如郑笺里的一句话有多余的字（衍文），阮元指出来有问题；孔颖达的疏里缺了个字（脱文），他也给补上了。这种校勘学的成果直接帮助了训诂研究。 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这些札记体书非常有见地。随手写下来的心得和随时订正的错误往往很准确，成了后来人治学的捷径。 现在我们读古书得想清楚怎么利用注解而不迷路。阮元说过空疏的人读注疏可能没几页就想睡觉了。注解只是桥梁，真正的目的是“由注以求义”。现在很多选本和今译用的都是清代以后的成果，用现代话说出来；刚开始学可以用这个通文字路子。但要是想深入研究学问还是得回到原典和原注上去，学会分辨注解的对错——因为旧注也有错误，错字、多余字、缺字随时都可能有；能辨别出这些错误才算是真正读了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