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商品生产与分配主要依靠国家指令安排，市场供需长期失衡。消费者选择空间有限，企业也无需通过广告参与竞争，广告业因此沉寂近三十年。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全国广告经营单位不足10家，行业年产值长期低于百万元。广告业的停滞并非偶然，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结果。一上，“统购统销”等制度安排弱化了市场竞争需求；另一方面，受意识形态影响，商业宣传一度被视为“资本主义残余”。原国家工商总局档案显示，1966年至1976年间，全国商业广告投放量几乎归零。直到1978年，这个局面才出现转机。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重大决策，为广告业恢复提供了制度基础。次年1月，上海电视台播出“参桂养荣酒”广告，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条电视商业广告；3月，《天津日报》率先恢复报纸广告版面；同月，北京出现首块户外商业广告牌。这些标志性事件意味着广告业重新获得合法经营空间。政策放开迅速带动市场活跃。1979年全年广告营业额突破1亿元，较上一年增长近20倍。早期广告主多为新兴民营企业，“燕舞”收录机、“绿盛”雪糕等品牌以朴素直接的传播方式打开消费市场，折射出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特征。业内专家认为，1979年广告业复兴具有双重意义：在企业层面，广告重新成为市场化竞争工具；在宏观层面，也为观察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直观窗口。中国广告协会研究数据显示，1980年至1990年间，广告业年均增长率达40%，其增长曲线与GDP增长呈高度正有关。
1979年前后的广告复苏——并非孤立的行业事件——而是改革开放激活市场的一个清晰注脚。广告从“缺位”到“登场”，背后取决于制度环境的开放程度、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以及消费需求的持续扩大。面向未来，只有在规范治理与创新发展并重、商业效率与社会责任联合推进的框架下，广告业才能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与消费升级，也更能见证中国市场体系走向成熟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