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向沈阳发动进攻，这个事件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分水岭；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蒋介石获悉消息后并未选择立即宣战，而是向张学良下达了“逆来顺受”的指示。这四个字此后六年成为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重要基调。表面上看，这是软弱退让；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则能看到其中的现实考量。蒋介石清楚认识到，中国在军事、经济、工业诸上与日本差距明显。华北军队装备落后、军饷拖欠、兵源不足，难以与日军正面作战。他在日记中写下“抗日必先剿共，剿共必先安内”，反映出他对局势的判断——在他看来，只有先实现国内相对统一，才可能形成有效的抗日力量。
历史一再说明，和平不是单方面退让的结果，而必须建立在守护主权与凝聚民心之上。1930年代中国在“谈与战”之间的摇摆，最终被侵略扩张的现实与不愿屈服的民族意志所终结。重审这段历史，不在于简单归罪或粉饰，而在于得出更清晰的结论：面对原则性与安全性挑战，只有形成广泛共识、提升国家能力、坚定抵抗意志，才能真正把命运握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