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贸易规模走低与商品结构“错位”并存 近期海关对应的统计引发市场关注：2025年中伊贸易额约99.64亿美元，同比下降25.6%；若与2016年约312.46亿美元相比，十年间整体规模缩水约68%。更不容忽视的是，不少市场主体的直观认知中，原油长期被视为伊朗对外贸易“压舱石”，但在公开统计的对伊进口主要品类中，原油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部分化工产品、金属矿产品等占比上升。出口端上，汽车产业链相关产品较以往明显回落，同时纺织品、轮胎等民生类商品表现相对活跃。 原因——外部制裁、结算受限与地区风险共同挤压传统路径 分析人士指出，贸易额显著回落首先与长期外部制裁的累积效应有关。金融制裁导致跨境结算、保险、航运、合规审核等环节成本上升，传统大宗贸易与工程承包的资金闭环更难形成。其次，地区安全形势波动增加运输与履约不确定性，企业风险偏好下降，交易趋于“小额化、分散化、短周期化”。再次，伊朗国内通胀压力与外汇供给紧张，使其进口结构更偏向刚需与可快速周转商品，汽车散件等依赖稳定融资与供应链协同的领域受到更明显冲击。 关于原油统计中“缺席”的现象，业内普遍认为，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实际供给减少，而可能与转口贸易、混合油品归类、第三地交易与统计口径等因素有关。在制裁环境下，大宗能源交易往往更依赖多环节安排，相关货源可能以其他原产地或品类形态进入市场，从而弱化了在双边统计中的可见度。 影响——“大船难行，小船更快”，经贸联系呈现韧性但更不稳定 从进口结构看，部分高、低密度聚乙烯等化工品对华出口保持一定存在感；铜相关产品出现较大幅度增长，显示伊朗正加大对非油资源的开发与外销力度，以维持外汇来源并降低对单一能源的依赖。出口结构变化也折射出贸易模式的调整：一上，汽车及零部件下行导致产业链协作受挫，影响双方制造业领域的长期项目布局；另一上，纺织面料、轮胎等生活必需品增长，说明在民生消费与基础供给层面，双边贸易仍有现实需求支撑。 值得关注的是，黄金等贵金属在对伊出口统计中抬头。市场人士认为，在结算受限背景下，部分交易可能更多采用实物对价、分段结算等方式，以降低对传统跨境支付通道的依赖。这种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交易连续性，但也对合规管理、价格波动风险控制提出更高要求。 对策——稳预期、重合规、促多元，提升抗风险能力 受访专家建议，面对外部环境约束与地区风险，相关企业应更加注重合规经营与全链条风险识别，完善合同条款、运输保险、第三方审核与反洗钱尽调等安排，避免因合规疏漏引发次生风险。产业层面可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推进结构性优化：一是扩大民生与轻工类商品合作，提高贸易可持续性；二是探索在化工、矿产深加工等领域开展更可追溯、更标准化的合作，提升产品附加值；三是推动结算方式多元化与透明化，在可控范围内降低单一通道受限带来的冲击。 前景——从单一依赖走向结构重塑，关键在“可见、可控、可持续” 总体看，中伊经贸在高压外部环境下正经历结构性调整：传统大宗能源与大型项目合作面临更高门槛，贸易形态趋于分散与灵活；同时，非油资源出口与民生商品贸易显现增长空间。未来一段时期，双边贸易规模仍可能受地区局势、国际制裁政策与航运金融条件影响而波动，但在现实互补需求支撑下，经贸联系预计不会中断，更多将体现为品类多元、路径多样与风险定价更充分的“新常态”。
当前中伊贸易的调整既是应对地缘政治挑战的结果，也反映了国际经贸环境的变化。在传统合作模式面临困难的情况下，两国探索的新路径不仅维持了经贸往来，也为发展中国家应对单边制裁提供了参考。未来如何兼顾合规要求与合作需求，将是双方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