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企业遭遇团伙性骗薪事件 24名应聘者蓄意骗取试用期底薪

问题:团伙化“入职骗薪”呈现套路化、规模化特征 从企业反映看,部分应聘者以“挂职”等暗语相互识别,通过信息共享锁定管理相对薄弱的初创企业或小微企业,以较短周期获取底薪后离职。

其共同特征包括:集中应聘销售等弹性岗位,入职后以“外出拜访”“线上拓客”等名义弱化坐班;以虚假工作日志、伪造业务推进材料等方式制造“正在推进”的假象;在试用期节点前后快速撤离,形成“低风险、高频次”的骗薪链条。

此类行为不仅造成企业直接经济损失,也扰乱正常招聘秩序,挤压守法劳动者就业机会。

原因:多重因素叠加,给灰产可乘之机 一是部分企业“抢人”压力与用工管理不完善并存。

面对市场竞争与业务拓展需求,个别企业更看重“快速上岗、能带资源”的口头承诺,背景核验、履历验证、试用期考核等环节相对薄弱。

二是岗位特性带来管理盲区。

销售、招商主管、渠道拓展等岗位难以用固定工位和过程考勤衡量绩效,若缺乏可核验的业务里程碑,容易被利用。

三是信息传播便利助长“名单化”选择。

社交平台与圈层传播使“面试容易”“发薪及时”“不严格打卡”等碎片信息被拼接成“易骗公司清单”,提高了灰产作案效率。

四是劳动用工合规与证据意识不足。

一些企业对社保缴纳、劳动合同、试用期约定等把关不严,事后维权时也容易因证据不足而陷入被动。

影响:对企业经营、行业生态与社会信用形成多重冲击 对企业而言,底薪支出、培训投入与管理成本叠加,直接挤占现金流,尤其对初创企业可能造成较大经营压力;更重要的是管理信任被侵蚀,企业可能因此收紧招聘、延长流程,影响正常补员与业务推进。

对行业生态而言,骗薪行为若蔓延,将推动“高门槛、低信任”的招聘环境形成,增加守法劳动者求职成本,造成“劣币驱逐良币”。

对社会层面而言,伪造履历、虚构业务等行为冲击职场诚信体系,若与伪造材料、组织化招募等违法犯罪交织,还可能演变为更复杂的灰黑产业链问题。

对策:从“事后止损”转向“前端识别+过程治理+依法处置” 企业层面,应在不增加不必要用工负担的前提下,建立更可操作的防范机制。

其一,强化招聘核验,建立“关键事实”验证清单,如身份信息、离职证明、关键业绩可验证材料、背景推荐人回访等;对“自称带大客户资源”者,要求提供可核验的业务线索与合规授权,避免仅凭口头承诺。

其二,规范劳动用工,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明确试用期考核指标与工作成果交付要求,避免接受“只发底薪不缴社保”等明显不合规安排,以免在纠纷中处于不利地位。

其三,优化岗位管理,将“过程不可见”的销售岗位拆解为可审计的业务节点,例如线索来源、沟通记录、报价与合同流转、客户确认等,形成可追溯闭环;对异常行为设定预警,如多人同期入职且工作产出高度相似、频繁请假但无有效客户记录等。

其四,提升证据与合规意识,对疑似骗薪行为及时留存面试材料、考勤记录、工作交付、沟通记录与薪酬发放凭证,并在必要时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

治理层面,建议加强对组织化“骗薪”线索的研判联动。

对涉嫌伪造材料、团伙作案、反复跨企业骗取薪酬的行为,应强化依法打击与典型案例警示,形成震慑;同时推动招聘平台、用工服务机构完善实名审核、异常账号识别与风险提示机制,协同净化招聘市场环境。

有关部门可结合企业反映,开展针对小微企业用工合规指导,提升其防范能力。

前景:招聘更重“可验证能力”,合规与效率将并重 随着灵活用工扩大、岗位形态多样化,招聘与管理的精细化程度将成为企业竞争力的一部分。

可以预见,未来企业会更强调“可验证的业绩与能力证明”,并通过数字化工具提升过程留痕与绩效核验水平。

同时,治理思路也将从单一的“事后追责”转向前端预警与行业协同,在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对骗薪灰产形成更精准的识别和打击。

"职业骗薪人"现象的曝光是一面镜子,既反映了部分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也警示了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紧迫性。

招聘欺诈不仅侵害了企业的合法权益,更破坏了劳动力市场的健康生态。

只有企业、监管部门、行业组织和全社会形成合力,建立更加严格的审核机制和信用约束体系,才能有效遏制此类诈骗行为,维护公平、诚信的就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