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新疆陷入空前的地缘危机。1864年天山南北的民族起义逐步演变为多方割据混战，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趁势入侵，到1870年已控制全疆大部，并在英俄支持下建立伪政权。此外，沙俄于1871年武装占领伊犁河谷，形成东西夹击。清政府在新疆的实际控制区只剩塔城等零星据点，西北边防体系几近崩塌。 这场危机在清廷内部引发长期争论。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主张“放弃新疆”，认为西北防务每年耗银约三百万两，财政难以承受，应将资源转投东南沿海以应对列强压力。其“羁縻”思路主张承认阿古柏政权以换取名义臣属，得到不少沿海督抚支持。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则系统反驳：新疆一旦失守，蒙古屏障将被撕开，沙俄势力可能长驱直入，直接威胁京畿。他在奏折中提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的判断，最终获得军机大臣文祥等务实派支持。 1875年5月的最终决策，折射出清廷的战略取舍。经过长达八个月的廷议，慈禧太后采纳左宗棠方案，授予其筹兵、筹饷及指挥全权。该选择既承接了林则徐1849年临终所托的战略遗产——其移交的新疆地理资料与对沙俄扩张的研判成为重要参考；也与左宗棠二十六年来的作战与治军积累有关，包括平定太平天国和陕甘回乱中形成的实战经验。 战前筹备体现出明显的近代化改革取向。左宗棠在肃州设立大本营，进行为期18个月的战备：通过胡雪岩向外资银行借贷弥补军饷缺口；设立兰州机器局，自主制造较为先进的武器装备；推行“缓进急战”方略，优先稳住后勤补给。这些做法突破了传统动员方式，引进德国克虏伯火炮、组建专业辎重部队等举措，为后续作战提供了关键支撑。 历史学者认为，此役影响不止于军事胜负。1876—1878年的成功收复，不仅挫败了英俄分裂新疆的企图，也推动了“陆海并重”的国防思路得到验证。左宗棠在乌鲁木齐等地推行屯田、兴修水利等善后举措，为1884年新疆建省奠定基础。沙俄最终于1881年归还伊犁，也成为晚清少见的外交成果。
新疆之争表面是是否出兵的决断，本质上关乎危局之下安全优先级如何排序、财政约束下动员能力如何组织。历史反复表明，边疆稳定与主权完整不能长期依赖权宜之计，终究要回到系统治理。统筹全局、凝聚共识、以充分准备赢得主动，既是当年西征决策的核心逻辑，也为后世处理安全与发展关系提供了值得思考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