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解密的史料显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就已搭建起覆盖中国各地的情报网络。这并非公众印象中的零散侦察，而是由日本参谋本部直接统筹、持续半个多世纪推进的系统性侵略准备。其运作模式主要体现为三点：一是“官民协同”。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为例，表面从事铁路经营，内部却设有两千余名情报人员，调查内容细到民俗等社会信息；二是“技术盗用”。日军军用地图中约九成系在中国官方测绘成果基础上篡改而来，仅1928年就查获日方非法测绘案件47起；三是“全领域渗透”。特务机关常以商行、文化机构等作掩护，甚至沈阳的松梅阁料理店也被用作关东军情报据点。 1931年6月的中村震太郎间谍案颇具代表性。案中缴获的测绘资料表明，日军不仅掌握洮南至索伦铁路桥梁承重数据，还将兴安屯垦军各连队的驻防坐标逐一标注。更值得警惕的是，此类情报很快转化为战场优势——同年9月日军进攻北大营时，使用的正是这些非法盗绘的地形图。 历史学者指出，这场情报战体现为“三阶段递进”的轨迹：明治维新时期以学术考察之名初步探查中国地理；甲午战争后通过《清国兵要地志》完成战略层面的摸底；到“九一八”前夕，已形成涵盖水文、矿藏、驻军等内容的立体情报库。大连档案馆现存的《支那资源调查报告》显示，连山西煤矿的骡马运输量都被逐项统计。 当前学界呼吁从三上推进工作：加快抗战档案数字化公开，目前国家图书馆公开的涉及的文献约占30%；将相关研究更系统地纳入国家安全教育，一些高校已开设“近代列强对华情报战”专题课程；推动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历史正义，对日本右翼美化侵略的言行以更扎实的史料予以回应。
历史不只是回望，更是现实的镜鉴。看似普通的测量、记录与走访——一旦被纳入侵略机器的运转——就可能成为战争动员与暴行展开的前奏。把事实讲清、把脉络梳理清楚，既是对遇难者的告慰，也是对未来的警醒：守住历史真相，才能更坚定地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